“状元宰相吕蒙正”系列之3
状元、探花出自一洞“寒窑”□首席记者 于茂世引子
一洞“寒窑”，两位书生同窑共读。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殿试，一位被点为“飞龙榜”状元，一位被点为“飞龙榜”探花；而后，就在太宗本朝，一位官拜平章事（宰相），一位担当参知政事（副宰相）。对此，《邵氏闻见录》说得很是清晰：“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土窑）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吕蒙正）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探花），官至尚书（曾官拜参知政事）。”
“飞龙榜”109名进士，太宗朝位至执政者8人。
但是，更多的“飞龙榜”进士走向“江湖之远”，充任府、州，担负起为国守土的责任，其中就有吕龟祥（知寿州，治在今安徽寿县）、韩国华（知泉州）。
吕龟祥、韩国华不显，但是其孙吕夷简、其子韩琦走上了帝国的中枢，成为一代名相。
是先辈为国守土积下的阴德，也是“飞龙榜”造就的政治遗产。
吕龟祥和他的侄儿吕蒙正是同榜进士，其长子吕蒙亨也在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步入殿试竞争状元，不料太宗以“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为由，罢黜了宰执重臣家族子弟们的进士资格，充任地方小官。
“牺牲”了爸爸，儿子才有“翻身”的希望。吕蒙亨长子吕夷简于咸平三年（1000年）考中进士，成为真宗的“托孤大臣”。1022年，真宗驾崩，仁宗13岁即位，刘太后临朝称制，吕夷简拜平章事(宰相)，《宋史》评其“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
吕夷简病危辞相，推荐韩琦、范仲淹、文彦博等入朝辅政。
韩琦是韩国华第六子。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诸兄将其扶养。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弱冠之年（19岁）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榜眼）。其后出将入相，“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宋史》评其“相三朝（仁宗、英宗、神宗），立二帝（英宗、神宗），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奠定两宋走向与性格的，不是太祖赵匡胤，而是太宗赵光义——
太宗即位，3个月，决定开科取士，有了“飞龙榜”；6个月，决定“修书”，有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1年，决定扩建“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有了“轮奂壮丽，甲于内庭（皇宫）”的“崇文院（国家图书馆）”。
“崇文抑武”，文人们的春天来了，武士们的冬天近了。
文臣韩琦与武将狄青狭路相逢于宋、夏西北战场，韩是狄的顶头上司。一次，韩琦要杀狄青部将焦用，狄青向韩琦求情：“焦用有军功，好儿。”
韩琦反唇相讥狄青：“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
当着狄青的面，韩琦斩了焦用。
之后，狄青官拜枢密使，有点儿不服气：“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狄青不服文人，马上就吃了文人的大亏。
文彦博、欧阳修“前仆后继”扳倒了狄青。狄青“出典外藩”而知陈州（治在今河南淮阳），一代名将竟然干起了文臣的活儿。
狄青郁郁而终，死在陈州，享年49岁。
“时也，运也，命也”：赵宋王朝是文人的天堂，而非先前那个只有枪杆子才能说话的五代十国。
少一进士及第，硬不低头，已经不行……
让“官二代”给进士“让路”
狄青战功赫赫。
官拜枢密院使，照理说真的没什么不妥。问题是，枢密院不在边关，而在京都开封。而京都开封，早已成为文臣的“老窝”。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狄青官拜枢密院使后竟然一时兴起，“喷”出来一句没啥用处的解气话：“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作为“被攻击”对象，韩琦沉默不语。他晓得，这就是狄青回应他几年前说的那句“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的气话，比云彩都轻，一会儿就飘走了。
但是，狄青的这句话却成为整个文臣集团不能承受之轻。
说句公道话，狄青这句斗嘴的话，真的触犯了大宋王朝的立国之本——
别说狄青，就是平后蜀、灭南唐的大宋开国名将、太宗朝枢密使曹彬，都不敢说这样的气话。
看到太宗“龙凤榜”取士109人，看到崇文院“轮奂壮丽，甲于内庭”等，国家第一军人曹彬，早就心甘情愿地代表武臣向文臣们低下了头：曹彬无论什么时候走在那一条街道上，只要迎面遇到读书人（不问级别，甚至不管是不是文官）都要礼让，“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
状元是好男儿呢？还是将军是好男儿呢？
自然，都是大好男儿！
这不是个什么问题。
但是，赵宋王朝就是将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搞成了一个300年间都一直在搞的大问题。
而且，还必须搞。
五代十国，枪杆子就是话语权，掌管全国军务的枢密院领袖朝廷；北宋初年，枢密院与中书省分庭抗礼；太宗时期，枢密院已经退居次席。
看上去“分庭抗礼”似乎好一点儿，但是不淑之人偶遇机会，就可能掀起天下大乱。
历史发展到今天也已证明，“军政府”绝不是一个好的国家架构。文官行政系统管理国家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也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客观现实。
但是，在1000年前，好与不好，还难以形成学术共识。
学术归学术，太宗即位后，文臣的春天真的来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吕蒙正37岁，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从“状元郎”到“参知政事”，也就走了6年。
吕蒙正如“火箭”般快速升迁，甚至让某些文臣都羡慕嫉妒恨。
《宋史·吕蒙正传》云：“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文臣）指之曰：‘此子（这个小孩子）亦参政耶？’蒙正阳（佯装）为不闻而过之。同列不能平，诘其姓名（同僚为其打抱不平，追查谁在蔑视领导）。蒙正遽止之（急忙制止），曰：‘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为愈（更好）也。’时皆服其量。”
《宋史·吕蒙正传》亦云：“李昉罢相，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宰相），监修国史。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赵普开国元老，蒙正后进……普甚推许之……先是，卢多逊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正七品京官），后遂以为常（惯例）。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脱去平民衣服，开始任官职）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九品）补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
宰相之子授官，不能高于进士。
那么副宰相、尚书等朝廷高官之子授官，品级自然也就低于进士了。
理清“官二代”授官，其重要性也许不低于科举取士。
因为，其扫清了压在进士们头上的“官二代”，拓清了进士们走向未来的征程。
初次入相倒在“反腐”战线上
端拱元年（988年），吕蒙正42岁官拜宰相。
除却革除“补官”积弊，打压朝中重臣“官二代”群体，让“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外，吕蒙正还积极整顿吏治，向腐败开了火。
但是，上任——反腐——倒在反腐战线上，这成了吕蒙正初次入相的人生轨迹。
因为反腐，有人向太宗打起了“小报告”：宰相吕蒙正以公权挟私报复蔡州（今河南汝南）知州张绅。
张绅贪赃枉法，被人举报。吕蒙正派人查证落实后，将其免了职。
“小报告”云：“张绅家境富裕，不至于贪污，肯定是吕蒙正公报私仇。”——“蒙正初为相时，张绅知蔡州，坐赃免。或言于上曰：‘绅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贫时勾索（求索钱财，借钱）不如意，今报之尔。’上命即复绅官，蒙正不辨。后考课院得绅实状，复黜为绛州团练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谓曰：‘张绅果有赃。’蒙正不辨亦不谢。”
古人常说宠辱不惊，说的就是吕蒙正这样的人吧。
吕蒙正与温仲舒曾“寒窑共读”，一位中了状元，一位中了榜眼，俩人交情堪称深厚。
走向官场后，温仲舒东窗事发，累年无所事事。
吕蒙正担当宰相后，认为他这个同学很有才干，于是多次向太宗举荐，使其得以入朝为官。但是温仲舒不够厚道，甚至在吕蒙正惹得太宗生气时落井下石——《宋史·温仲舒传》云：“仲舒敏于应务。少与吕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废累年，蒙正居中书，极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论薄之。”
尽管这样，吕蒙正还是在太宗面前一再夸奖温仲舒，以致惹得太宗都不得不提醒其一生都宠信有加的重臣：“爱卿呀，你总是夸奖他，可他却常常把你说得一钱不值呢！”
吕蒙正粲然一笑，说：“陛下，你把我安置在这个职位上，就是深知我知道怎样去欣赏别人的才能，并能让他才当其任。至于别人怎么说我，这哪里是我职权之内所管的事呢？”
闻听此言，太宗仰天大笑。
事实证明，吕蒙正眼光是不错的。
尽管温仲舒有点儿嫉妒的小毛病，做起事还是蛮有能耐的。
无论出镇边疆还是辅政朝廷，其都为大宋王朝稳定与繁荣尽力良多，时人将其与名臣寇准并称，谓之“温寇”。
“虽称誉之，承奉之，亦不为之加喜；虽毁谤之，侮慢之，亦不为之加沮。”——吕蒙正，无愧“真宰相”也。
“状元宰相吕蒙正”系列之2
吕蒙正昔坐“寒窑”今坐“寒庙”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吕蒙正自称“暮宿破窑”，王实甫剧作名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简称《破窑记》)都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经典之作，都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似乎，《西厢记》流行于上层社会，《破窑记》风行于下层社会。
《破窑记》中，富家女刘月娥彩楼之上抛绣球招亲，偏偏砸到穷秀才吕蒙正头上的故事，不但流布深远，更是下层社会永恒的梦想。
破窑也好，寒窑也罢，“吕蒙正坐寒窑”总在中国下层社会“喋喋不休”地传唱着。
吕蒙正、范仲淹是两宋士大夫的杰出代表。
似乎，问吕蒙正是谁，一位躬耕于田亩的大老粗都能给你白话上半天；再问范仲淹是谁，其可能只会摇摇自家的脑袋。
似乎，问范仲淹是谁，一个“高知”会摇头晃脑地背诵《岳阳楼记》，说道“先忧后乐”；再问吕蒙正是谁，其可能将脑袋摇得比那位大老粗还要无奈。
吕蒙正、范仲淹都是“寒士”。只是，吕蒙正沉入“江湖”，范仲淹活在“庙堂”。
而今，范仲淹的“寒舍”早已荡然无存，吕蒙正的“寒窑”依然寒碜；只是葬于马鞍山（在少林寺与龙门石窟之间）之南的范仲淹，其墓已成“国保”；葬于马鞍山之北（古书旧志皆云墓在“洛阳金石乡奉先里”）的吕蒙正，其墓已经失落。
至于“寒窑”，也不过是偶尔有吕氏宗亲瞻仰一下而已。就是瞻仰，也不过是立块新碑，刻上自己的名字、报上自家的“门牌号码”而已。
如此这般，没谁再为“寒窑”遮风挡雨，“寒窑”只能在洛阳寒碜下去……
“寒窑”之前，向东约25米，就是坐落在一个小土岗上的“寒庙”——祭祀吕蒙正的祠堂。与“寒窑”一样，“寒庙”也是大门朝东开。
“寒窑”前立有一碑，上刻“圣迹灵源”；“寒庙”前也立有一碑，上刻“吕氏故园”。
都是这几年新刻的、宣示自个儿是吕蒙正裔孙的碑铭，有南人，也有北人；有小有成绩的“人物”，也有没啥能耐的百姓。
两三亩地，倒是给吕蒙正留着的。其上，种了几棵杨树、槐树，也野生出一些不知名的杂树；种了几棵辣椒、南瓜，也野生出一些不知名的杂草。
概而言之，草盛豆苗稀，荒芜了吕蒙正的故园。
祠堂曰“寒庙”，没什么根源，只是记者走在吕蒙正故园、看到吕蒙正祠堂后的自家感伤。
祠堂大小，与“寒窑”相若，五六平方米的样子。红砖墙，水泥板门框门楣，上覆灰瓦，也以木石外挑了个小檐儿。
门前也有香炉，几块砖一堆糊了些水泥。炉内置了些沙子，沙子上“漂浮着”几段没有燃尽的香。
眼下吕蒙正享受的祭祀，与其未中状元之前的“寒窑”生活难拼高下。
推开祠堂之门，吕蒙正塑像端坐中央，红袍黑冠，双目圆瞪，头抵屋顶。左右两边，各有一位侍者肃然而立。
不知是谁，扯了三种颜色的化纤布料，分别给他们三位做了一件长袍。
左披绿，右披青，坐在“寒庙”的吕蒙正来了个“黄袍加身”。
这“礼”，弄得大了。
“洛漂”吕蒙正也曾蜗居“寒窑”
“灶神爷，请来吃冷水哟。”
以吕蒙正为主角的老戏，举不胜举，最让人伤感的却是《吕蒙正祭灶》里的这句戏文。
“戏文”是戏剧家的想象。
吕蒙正“祭灶诗”，却是诗史——
“一盏清泉一炉烟，送君直上九重天。玉皇若问人间事，蒙正文章不值钱。”
不是“冷水”而是“清泉”，不是“一炷香”而是“一炉烟”，不是袅袅的香火而是以杂草抑或牛粪弄起来的“狼烟”。
“祭神如神在，人穷格式在”。就是落草“寒窑”，吕蒙正依然敬天畏神，不糊灶神爷嘴巴，企望其将“蒙正文章不值钱”的话捎给天上的玉皇大帝。
诗，在寒窑遗址内的古碑上。
古碑高350cm、宽82cm、厚24cm，刻立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差不多400年了。
碑可以资，立碑者可以信：吕蒙正22代嫡孙、（北京）大明鸿胪寺主簿吕子立。
今年4月，相公庄发现一块残碑，已经断为两截，部分字迹模糊不清，但“明鸿胪寺主簿吕公讳子立字明山墓”清晰可见。
“1968年村里建学校，周边不少石碑都当了墙基。村里后来建了新学校，老校舍卖给了几户人家。有人翻盖房子，扒出了石碑，就丢在村东的小路上。退休教师黄广宣等见到该碑，将其送到了我这儿。”吕献亭系吕蒙正32代孙，其云，“《洛阳吕氏金石列传》上说‘天贵之子讳良臣，邑庠生……良臣之子讳子立，于明朝授北京鸿胪寺主簿。崇祯六年（1633年）奉命回家修理祠墓，重修瓜亭，栽树筑墙，焕然改观，非复以前之旧矣。”
《寒窑赋》是吕蒙正经典之作，版本颇多，几乎说的都是：“昔时也，余在洛阳。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
但是——
寒窑遗址内的古碑上，刻写的却是：“吾昔居洛阳，朝游陋巷，暮宿破窑。思衣而不能遮其体，思食而不能充其饥”。
而且——
不叫《寒窑赋》，而铭《贫贱赋》。
至于“朝游陋巷”，说的又该是啥？
似乎不该是要饭，而应是打些零工什么的。
其与“日投僧院”，去“赶斋”、去蹭寺院的斋饭，迥然不同。
“赶斋”是戏说，“朝游陋巷”才是诗史。
吕蒙正31岁中状元。
青年吕蒙正，就是“蜗居”寒窑，一个老了点儿的、有知识有文化有抱负的“洛漂”而已。偶尔“蹭饭”，倒也合乎情理；长久“蹭饭”而不去打工，也不合乎逻辑了。
《贫贱赋》不“雅”，取其“暮宿破窑”而名之曰《破窑赋》；《破窑赋》还是不“雅”，于是就有了很“雅”的《寒窑赋》。
《寒窑赋》是吕蒙正的，也是被大众“添油加醋”的东方经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家鸡翼大，飞不如鸟。马有千里之程，无人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非运不能腾达。
…… ……
满腹经纶，白发不第。才疏学浅，少年登科。有先富而后贫，有先贫而后富。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昔时也，余在洛阳。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余曰：非吾贱也，乃时也，运也，命也。余及第登科，官至极品，位列三公。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奸佞）之剑，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袂。思衣则有绫罗锦缎，思食则有山珍海味。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言余之贵也！余言：非吾贵也，乃时也，运也，命也。
盖人生在世，富贵不可捧，贫贱不可欺。此乃天地循环，终而复始者也。
“寒窑”飞出“飞龙榜”状元探花
吕蒙正“蜗居”寒窑。
“蜗居”寒窑的吕蒙正，照当下的说法却是标准的“官二代”、“官三代”。
他的爸爸，比李刚厉害得多！
不信，就读读《宋史·吕蒙正传》：“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人。祖梦奇，户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父龟图，起居郎（掌记录皇帝所发命令等，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蒙正，太平兴国二年擢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
如此这般，吕蒙正为何还自找苦吃呢？
照戏剧与民间的说法，其父吕龟图爱找“小三”，而且搞了一大群“小三”，结发妻与嫡长子吕蒙正有点儿看不惯，于是被扫地出门。
是不是造谣呢？
不妨再看看《宋史·吕蒙正传》：“初，龟图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沦踬窘乏（落魄困顿）。刘誓不复嫁。及蒙正登仕，迎二亲，同堂异室（没有复婚），奉养备至。”
吕蒙正去世57年后，名相富弼为其撰写《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谈及此事，尽管说得细致、婉转、含蓄，却也道出了更多历史信息：“始，公少时，考妣（父母）以口舌偶相戾（吵架），遂以异处（分居）。然情义内笃，交誓不复嫁娶（彼此都发誓不再二婚）。考（父）后连左边幕（古代尊右，以右为尊贵地位，这儿当指其父二婚），妣（母）居洛中并留公侍焉。公每感叹愤懑，绝迹（隐居）于龙门山。躬事薪汲（打柴挑水），力奉慈养而且痛自刻责以。为业（读书治学）昼夜漏相接，未始少懈。尝泣泪满所读书，而怳怳日若无以为生者(仿佛每天都难以生存下去)。如是数年，学益富，文益奇，声动天下，士友益附。太祖开宝末，公侍母氏赴举东都（带上母亲到京都开封应试）。时太宗以晋王尹开封，闻公名，召见。复索其所著文，大称之。期以公辅之器……明年，即上第（状元及第）。”
也许富弼在为尊者讳，但一个“如是数年”倒也证明：母子洛阳落魄之初，吕蒙正至少已经20多岁。
北宋末年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亦云：“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土窑，也就是寒窑）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吕蒙正）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探花），官至尚书（曾担当参知政事、礼部尚书、开封府尹等）。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噎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
读《邵氏闻见录》，当知“寒窑”在龙门山，也就是龙门石窟周边。
相公庄距龙门石窟约10公里，是吕蒙正“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的所在。也因此，“寒窑”当是后人在吕蒙正“故园”上兴建的纪念性建筑。
只是“寒窑”已有年头，“寒庙”尚无年头耳。
科举，向“寒门学子”倾斜
“状元宰相吕蒙正”系列之一
□首席记者 于茂世 文图
引子
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南北
上联缺一（衣），下联少十（食），横批有“南北”而无“东西”。
楹联大俗大雅，写得妙趣横生，相传是“寒门书生”吕蒙正“寒窑”苦读之际的杰构佳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昔时也，余在洛阳。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余曰：非吾贱也，乃时也，运也，命也。余及第登科，官至极品，位列三公。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奸佞）之剑。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袂。思衣则有绫罗锦缎，思食则有山珍海味。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皆言余之贵也！余曰：非吾贵也，乃时也，运也，命也。”
《寒窑赋》大俗大雅，写得简明易懂，是“状元宰相”吕蒙正“位列三公”之后的杰构佳作。
“状元”，是科场殿试“榜首”；“宰相”，是中央政府“总理”。
斩获“状元”不易，担当“宰相”更难。
吕蒙正（946年~1011年），河南洛阳人，是两宋第一位状元宰相。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吕蒙正31岁，问鼎“状元”，“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975年，宋灭南唐，改江宁府为升州，驻地是今日南京）”，一跃而为副省级高官，而且该州是刚刚收入大宋版图的“南唐首都”。
不只是副省级高官，而且“陛辞(上殿辞别皇帝)，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许骑置以闻。赐钱二十万。”——“钱二十万”，不是个小数目；更要紧的是，吕蒙正能够隔过升州“老一”，直接与宋太宗“对话”。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吕蒙正37岁，担当“参知政事”，也就是太宗朝副宰相；“赐第丽景门”，皇帝给他分了一处房产，一个院落。
从“状元郎”走向“中央政府常务副总理”，吕蒙正只用了6年的时间。
端拱元年（988年），吕蒙正42岁，“李罢相，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成为太宗的“宰相”。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吕蒙正33岁担当著作郎；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吕蒙正将届“耳顺之年”，告老还洛。其间26年，吕蒙正起起落落，三度担当大宋王朝名副其实的“第一宰相”。
两宋300余年，“三入相者，唯赵普（开国宰相）与蒙正焉”。
但是，赵普也有“处江湖之远”，被贬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的时候。而吕蒙正，自979年担当著作郎起，总是“居庙堂之高”——要么担当参知政事，要么担当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都是相当于“副总理”、“财政部长”、“组织部长”等的“要职”，一直居于朝廷之中枢。
一介“寒门书生”。
一代“千古名相”。
赵宋一代，吕蒙正影响深远。
他的故事，被宋人争相传诵。
到了元代，他的故事被写成剧本，大江南北，争相演出，什么《吕蒙正赶斋》、《彩楼记》，还有王实甫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说来唱去，千古传诵的，无非是一个人类社会的永恒呼唤。
以当下的话语说，就是“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一个国家与社会，倘若不能有效构建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那将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与社会，倘若有意无意地隔断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流动，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流动”，才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向前发展的“永动机”。
重温吕蒙正“故事”，其义亦不远于斯。
“飞龙榜”状元
唐末，藩镇已然坐大。
到了五代十国，天下乱得不可收拾。短短50多年，换了五个朝代，堪称枪杆子里面不断制造新的皇帝。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无非是这一乱象又一次上演而已。
谁手里有枪，谁就可以当皇帝。
谁当了皇帝，又都想着制止这种恶性事件降落在自家头上。
赵匡胤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稳固赵宋江山的希望寄托在文人士大夫身上，声称“作相须读书人”，宣称自己“晚好读书”，甚至期待“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但是，赵匡胤只是提出了一个理念。
更何况，统一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势也不允许其完成国家治理由武将向文官的根本性转变。
赵匡胤驾崩，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登基，迅即将“科场”当成了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的“把手”：“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
于是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之“飞龙榜”，成了中国科举史上最为靓丽的一道“分水岭”；而吕蒙正，正是“飞龙榜”之状元郎。
一般而言，即位新君沿用老皇帝的年号，次年改元。但是，开宝九年（976年）十月赵匡胤在“烛光斧影”驾崩后，刚刚即位的赵光义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仅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也就是他即位三个月后，就突然宣布开科取士。5000多位士子拥入开封。
109人被赵光义取为进士。
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次取士超过100人的举动。
对比一下前朝取士记录，你就知道赵光义为了自己心中的“太平兴国”，此次取士究竟有多“狠”。
每榜平均取士：唐代28人，五代14人，赵匡胤时代13人。
赵匡胤在位17年，总共取士188人。
赵光义上位仅仅数月，一下子就搞了109人。
这么多进士，如何安置？
“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秦州司理参军（从九品）。尝以公事忤（触犯）知州路冲。冲怒，禁之于狱。然则当时状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为长官所礼。”
而王嗣宗这个状元，不但“文斗”，还要“武斗”，“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嗣宗殴其幞头（包头软巾，俗称乌纱帽）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
尽管赵匡胤声称“作相须读书人”，但其毕竟出身于行伍，靠枪杆子当了皇帝，有时甚至对宰相赵普也要龇牙一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也因此，赵匡胤哈哈一笑，一个状元就轻巧地产生了。
赵光义不同。
他长期担当开封府行政长官，堪称能吏，却几乎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治政有为，不善武功”。
他急于开科取士，就是降大任于文臣，以此控制帝国的整个行政系统。
“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从四品），余皆大理评事，充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将作丞，余并为评事，充通判及监当……”
赵光义在位21年，开科8次，取士1487人，平均每榜186人，而赵匡胤开科取士的总数才188人。
取士多，用人亦骤，“宠章殊异，前代所未有也”。
太宗朝进士，至少有16人就在太宗一朝官至副宰相，2人官至宰相。
一时间，青年俊彦、天子门生成为太宗一朝的中流砥柱。
“孤寒”者崛起
洛阳王城广场——中州东路夹马营路口——相公庄。
86路公交，起点站在洛阳王城广场，向东向南，途经夹马营等30站，1小时行程约20公里，抵达终点站相公庄。
王城广场在洛阳市中心，本系周天子陵区，广场之下就是“天子驾六博物馆”；相公庄在洛阳市伊滨区佃庄镇，本名坞流村，因这儿出了个宰相吕蒙正，早在两宋时期已经易名“相公庄”。
86路公交，这头是天子，那头是宰相。
86路公交，这头是庄严肃穆的“天子驾六博物馆”，那头是破败不堪的吕蒙正“寒窑”。
而位居中间的夹马营，则是赵匡胤、赵光义的老家。
吕蒙正的先祖姜子牙，也就是吕望、吕尚，是周王朝的开国宰相；吕蒙正不是开国宰相，却是两宋第一位状元宰相。
洛阳的故事，随便折腾一下，就关系千万重。
在这个十三朝古都，宰相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人物。
初秋时节，车到相公庄，满目玉米，满目庄稼。
村头新立了一通“吕蒙正故里”碑，碑东北30米，就是吕蒙正“寒窑”故居。
2000年的寒冬，我曾拜访过“寒窑”，绕窑三匝，惆怅满怀。
12年，一个生肖轮回，“寒窑”，“吕蒙正读书窑”，一直活在我的梦里刺着我的心。
“寒窑”，差不多还是12年前的模样。
窑方约有三米，沦陷地下五尺；窑内有明代古碑一通，上刻吕蒙正朝服全身站像。
已经贵为宰相，依然“站岗”于“寒窑”，将大宋天子的呼唤“传达”给天下寒门士子——
雍熙二年（985年）三月，宋太宗殿试得进士梁颢等179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就是你的分数比孤寒子弟考得高)，人亦谓朕有私也！’皆罢之。左右献言尚有遗材，复试，又得进士上元洪湛等76人。”
自此以降，诸王、公主、近臣等“势家子弟”大都远离了科场，“孤寒”出仕的道路自此得以拓清——
赵宋名相王曾“少孤，从学于里人张震，善为文辞”；千古名臣范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再嫁）长山朱氏”；一代文宗欧阳修“家贫，以荻画地学书”。
“寒窑”苦读，由状元而宰相，吕蒙正是个“样板”。
吕蒙正之后，“孤寒士子”相继崛起于赵宋之世。
倘若他们缺席，中华文化不知会否“造极于赵宋之世”。
沙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昔时也，余在洛阳。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余曰：非吾贱也，乃时也，运也，命也。余及第登科，官至极品，位列三公。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奸佞）之剑。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袂。思衣则有绫罗锦缎，思食则有山珍海味。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皆言余之贵也！余曰：非吾贵也，乃时也，运也，命也。”
“状元宰相吕蒙正”系列之4
“拈花一笑”荐宰执
997年，宋太宗驾崩。
这样，公元1000年前后，大宋如何与辽、西夏竞争国家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历史使命就滑落在宋真宗的肩上。
太宗驾崩，大宋政局有变，辽国随即调整战略，对大宋展开迅猛攻势，宋、辽战事再度升级。几年几场攻防战打将下来，宋、辽双方各有胜负。
如此这般，当然不是辽国之所愿。
咸平六年（1003年），辽军再度发难，越过边境，杀向宋军军事要塞望都（今河北望都县），一场宋、辽主力兵团之间的野战对抗战就此展开，史称“望都之战”。
望都之战，辽军主帅萧挞凛，宋军主帅王超。
宋、辽两军前锋首先在望都城南相撞，辽军损失惨重，被斩首两千有余。萧挞凛及时赶来，双方就此在望都形成对峙的局面。
之后，萧挞凛仔细观察宋军阵形，发现东侧的王继忠稍有偏离主阵，迅即展开猛攻。当此之时，恰逢宋军粮队到来，萧挞凛立即派出骑兵劫粮。王继忠见粮队被劫，连忙率轻骑前往察看。萧挞凛捕捉到这一战机，迅速将王继忠部从宋军大阵分割出来，一面与宋军大阵相峙，一面派出大批部队围攻王继忠。《宋史》记载：“围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且战且行，旁西山而北。”李福等率部率先逃离，王继忠奋勇作战，无奈寡不敌众，力竭被擒。王超见王继忠兵败，辎重粮草又被焚毁，开始指挥大阵后撤，萧挞凛一路尾随并趁机劫掠沿路州县。魏能、李继宣等出兵接应，萧挞凛见势不妙，退回了辽境。
望都之战，萧挞凛生擒王继忠，辽国皇帝耶律隆绪赐名耶律显忠，并封楚国王。而大宋这边，以为他已经阵亡，追封不薄。之后，他时常接待宋使，还作为使者出使大宋。据说，每见宋人，其必大哭。杨家将故事中有位杨四郎，也一度被误认为阵亡。其实他投降辽国，做了驸马。《四郎探母》讲的事儿，显然是以王继忠为原型塑造的一个戏剧角色。
望都之战，双方均没讨到多少便宜，辽军不过是多拿了一个王继忠。
此次宋、辽主力兵团野战对抗战表明：宋、辽双方势均力敌，谁都无法赢得最后胜利，唯一的选择也就只能是赢得和平。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更让宋、辽双方都必须去赢得和平——
望都之战1个月后，吕蒙正“暴中风眩”。之后1年多，吕蒙正一再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真宗就是不予批准。时值国家危急之秋，吕蒙正抱病“镇国家，抚百姓”，为大宋规划未来。
望都之战1年之后，萧挞凛再次率军挺入宋境，直逼澶渊（今濮阳）。说是“澶渊之战”，其实没怎么打，萧挞凛在察看地形时被宋军伏弩击中，重伤而在次日死去。
说起“澶渊之战”与“澶渊之盟”，好或坏，都记在了寇准名下。
其实，寇准只是副宰相，宰相吕蒙正才是大宋上上下下的“定海神针”。
走向“仁宗盛治”
“世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佛陀拈花，迦叶微笑——拈花一笑是禅宗以心传心的第一宗公案（典故），千百年来，红尘化外都在为佛陀因迦叶“破颜微笑”而“付嘱摩诃迦叶”、选定其为“接班人”的方式拍案叫绝。
拈花一笑不只是佛家，还有吕蒙正。
政治也是一门艺术，其最高境界也许就是拈花一笑。
《宋史·吕蒙正传》云：“景德二年（1005年）春，表请归洛（请求返回故乡洛阳安度晚年）。陛辞（告别真宗皇帝）日，肩舆（轿子）至东园门，命二子掖（扶着）以升殿。因言：‘远人请和（契丹人），弭兵省财，古今上策，唯愿陛下以百姓为念。”上嘉纳之（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蒙正至洛，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子孙环列，迭奉寿觞，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后，上（真宗）朝永熙陵（真宗之父太宗陵寝），封泰山，祠后土，过洛，两幸其第，锡赉（赏赐）有加。上（真宗）谓蒙正曰：‘卿诸子孰可用？’对曰：‘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简（吕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简由是见知于上（真宗皇帝）。富言（富弼之父）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儿子十许岁，欲令入书院，事廷评、太祝(大理寺评事、太常寺主管国家祭祀的长官）。’蒙正许之。及见，惊曰：‘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而勋业远过于吾。’令与诸子同学，供给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后弼两入相，亦以司徒致仕。”
陛辞之日，吕蒙正也才59岁，但是身体已经垮掉。
吕蒙正德高望重，举世无双，尽管他的躯体已被岁月击垮，但他依然是整个大宋帝国的“定海神针”。
也因此，他留下的这几句话，也是在为大宋设计未来之路。
1004年冬，澶渊之战；1005年春，宋、辽双方讨价还价。
“上嘉纳之”，也就是同意签订《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赢得100多年的和平时光。
记载下来的，吕蒙正建议真宗签订《澶渊之盟》的话，是“陛辞日”君臣告别之语。
可想而知，吕蒙正将“大盘”早已定下。不然，真宗不会在“国有大事”的时候答应他告老还乡，回家养病。
和平的曙光展现后，真宗“两幸”吕蒙正洛阳府第，询问谁能担当大任。
吕蒙正说吕夷简“宰相才也”，预言富弼“名位与吾相似，而勋业远过于吾”。
十数年后，吕夷简成为真宗的“托孤大臣”。
吕夷简强悍、揽权、精明、高贵——欧阳修认为吕夷简“二十年间坏了天下……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宋史·吕夷简传》称吕夷简“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无论怎么说，吕夷简与13岁的仁宗皇帝一起共克时艰，让大宋帝国走向了“仁宗盛治”。
《宋史》评价仁宗及其盛治，云：“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国未尝无弊幸（弊病），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恻隐）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培养）宋三百余年之基……《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北宋学者邵伯温评价仁宗及其盛治，其云：“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吕蒙正拈花一笑，将自己的政治生命次第延续在吕夷简、富弼身上……
“心传”少年富弼
应富弼之父之请，吕蒙正安排“十许岁”的富弼与自己的孩子同窗共读，生活上也“供给甚厚”。
吕蒙正去世57年后，富弼应吕蒙正之子吕居简之请，撰写《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也算有了报答吕蒙正教育之恩、知遇之恩的机会：吕蒙正“葬于河南府洛阳县金石乡奉先里。后五十七年，其子居简始议琢碑于墓次，请文于里人富某，某义不得辞……”
富弼十许岁时，吕蒙正一见惊曰：“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而勋业远过于吾。”
少年富弼，确实深得吕蒙正的“真传”。
小时候，富弼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对他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想了想，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吧。”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赔礼道歉。
是不是很像吕蒙正担当参知政事初上朝堂发生的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参政耶？’蒙正阳（佯装）为不闻而过之。同列不能平，诘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为愈也。’”
作为宰相，吕蒙正的“政治遗产”是：“远人请和（契丹人），弭兵省财，古今上策，唯愿陛下（真宗）以百姓为念。”
于是，宋、辽休兵，签订《澶渊之盟》。
《宋史》论富弼，亦曰：“富弼再盟契丹（辽国），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如此这般，富弼堪称吕蒙正的“衣钵传人”。
倘若说吕蒙正“拈花一笑”举荐吕夷简、富弼将大宋引向“仁宗盛治”的话，那么富弼常说的一句话则相当悲观，那就是大宋帝国将毁于“小人”之手——
“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挑拨煽动），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再说吕蒙正——
他为官一生，似乎找不到什么“亮点”。
不计人过，不为物累，不生是非，坦荡磊落，悲悯仁慈。
看上去，都稀松平常。
但是，就是这些稀松平常，构筑起一个国家蓬勃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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