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水浒英雄的不是高俅童贯等人，而是那些封建史家们。
每每读罢《水浒传》后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凉幽幽的感伤，为那阵亡的秦明徐宁诸人而痛惜，为殉义的花荣吴用而叹惋，替被宋江药死的李逵痛心，对为留一世清名在人间而惨遭鸩毒的宋江悲泣，在感伤痛惜之余，不免要思索一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何勃也忽焉，亡也忽焉，谁又是这场悲剧的幕后导演者？我们知道,梁山泊人才济济,文有吴用朱武运筹与帷幄之中,武有林冲武松驰骋与沙场之上.另外还有许多学有专长的 技术型人才,如圣手书生萧让，神医安道全，神算子蒋敬等人.可以说梁山泊是一个各类人才齐全的小社会,在宋江的领导下曾经盛及一时,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杀得朝廷命官都心惊胆寒.然而好景不长,宋江等人没有领导这群士气高涨的农民义军继续奋斗,而是全伙受了招安,在朝廷的利用下,他们征辽，打方腊,战死了大半好汉,落得27人凄凉归来,而且生还者也 没有落下什么好的下场,最终落了个 魂聚蓼儿凹 的悲惨结局。
由此可见,招安是梁山泊义军的命运转折点,此前他们过的是“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的理想生活,在那他们不问亲疏，不分贵贱,过着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作者接着以令人愤怒的笔墨描写了招安之后梁山泊的好汉被派去攻打其他义军,遭受奸臣之害,最后义军将领死之殆尽的沉痛结局.既然明明知道朝廷是奸臣当道,招安的结局将是如此惨不忍睹,为何当初宋江诸人在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条件下还要主动求得招安呢?李真瑜在他的《水浒传的伦理道德意识与人物的悲剧命运》一文中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梁山英雄受孝忠义三方面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至使的,如此类似得便观点还有冷成金的忠义不能两全说等.这些观点都自有其道理,但是笔者人他们都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分析点评的,没有设身处地地从宋江等人的角度去体验.要知道宋江等人在聚义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这群死且不顾的 人却有一个莫大的后顾之忧,那就是自己将以何种身份留名史册,因为在史家看来,造反即是乱臣贼子,因而他们对自身行为的体认上形成了一种对文化的恐惧感和对历史的负罪感,“宋江等人既不愿与方腊等同蒙强盗之名，但身居水泊的现实又无法改变朝廷将他们视为强盗的看法，并且还会使他们时时背上判逆一类罪名的重压”由此看来，宋江诸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在史册是留下一个强寇的千古骂名，向上有辱祖宗，向下殃及子孙，谁愿意自己的子孙被别人指着鼻子骂“强盗的种”呢？
正因如此，水浒英雄要想在正史上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只有皈依朝廷，因为恒古以来都是王者修史，修史在官府，在朝廷。“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亦即‘王者’立场和视野书写的历史，如此写成的历史就是正史。”可见写正史的权力在王者手中，不是任何人书写的历史就是正史，因为“一切正史之所以‘正’，即与王者视野密不可分；但凡欲作正史者，无不力图体现王者视野。”因此，正史是为统治阶级立言的，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不符合王者统治的异端力量怎么可能在正史上留下好的名声呢？所以，通过以上的分析，招安的初衷就不难理解了。如杨志指望“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宋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自出道时起无时想的不是立功于朝廷，留名于青史，“日后但是去了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在青史上留下一个好名，不枉为人一世。”推而广之，梁山泊的其他好汉又何尝不是抱着“ 权居水泊避难，只待朝廷招安”的心态呢？只有文盲李逵不怕这一历史的紧箍咒，发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呐喊，但势单力薄，况且最要命的是他的偶像偏偏又是“赦罪招安，竭力施功，同心报国”的招安代表宋江，并且终究作了个“反心未己”可能有损梁山英雄一世清名忠义的嫌疑犯被宋江毒死。归根结底，没有那一个人逃脱了这致命的紧箍咒。
正是由于没有去寻找聚义有理的文化理论依据，反而从王者视野去体认自身的行为，宋江诸人才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对头顶的那支虚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提心吊胆，最终精神崩溃，妥协投降。由此可见中国史家手中之笔是多么的厉害，它可以不动声色地将一支赫赫有名的农民义军吃掉，并且让你死得无怨无悔。既然史家的功用如此之大，你叫那些王者如何不去豢养，中国的历代王者注重修史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倒霉的只有宋江诸人，从王者视野去考查自己的行为—–自讨了个祸国殃民的的强寇之名；而没有去思考“成则为王”的古训，不知道如果自己取得了王权史家亦可对其合法性进行论证，就像周人用天命观——成汤合灭，周室当兴来论证其取得权力的合理性一样，因而他们不敢放手一搏，以致于妥协招安，最终是惨遭毒手。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害死水浒英雄的不是高俅童贯等人，而是那些封建史家们，是这些帮闲文人以“正统”为武器，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在潜意识中就将梁山好汉打垮了，让他们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楚澴居士/文
没有法法制的社会，权贵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不也是一样。 :f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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