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和谐共生的文化路径
儒道佛和谐共生的文化路径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传，不但从未中断消亡，反而历久弥新，其中最为关键者，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这种积极的影响和融合，不仅表现在正面的相辅相成，更表现在相互的冲突与碰撞。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品德，使得由各种文化间之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冲突与碰撞，没有进一步恶性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斗争，反而转化成一种类似于“不打不相识”的共生发展，呈现出中华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自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就是一个注重德化和内在修养的国度。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极度动荡，战乱频仍，但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游学宣讲，异彩纷呈。这其中就孕育出了影响中华后世最为深远的两家学说，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这一时期，佛教也在古印度产生并创立，但还未传入中国。
在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一次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会晤”。在上述记载中，极度推崇周礼，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专程去向老子求教“问礼”。且在孔子拜访完老子之后，面对自己的弟子，高度评价老子，并誉之为“龙”。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家与儒家最为直接的一次交流，当事双方又是两家学说的开创者，其中之深意不言而喻。姑且搁置其思想价值，仅就史实本身而言，就为后世确立了“和而不争”、“求同存异”的典范。
随着秦朝“大一统”格局的确立，由于“焚书坑儒”似乎使各种思想文化进入了短暂的休眠期，但此时文字的统一，又为后世思想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西汉政权建立后，由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正式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推崇的国家意识形态。就在这样一种“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大环境下，佛教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了中国。随着170卷《太平经》的完成，标志着道教正式在东汉初创。其与同样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魏伯阳之《周易参同契》、张道陵之《老子想尔注》，一同构建了道教早期信仰体系。而到东汉末年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成为道教有正式实体活动的开始。东汉时期，佛教处于初传阶段，虽然早在汉明帝时期，中印度之摄摩腾与竺法兰已来至洛阳，并相继译出《四十二章经》、《十地断结经》等佛教经典。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仍然承受着来自儒、道二家的排斥。当时的佛教信仰者，也大都以道教信仰模式来信仰佛教，视佛陀为长生不老、神通广大之神，视西域沙门为巫祝。直至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的出现，才从理论上慢慢扭转了佛教这一被动局面。牟融在《理惑论》中指出佛教思想不但不与儒、道二家相对立，反而有互补互促、相辅相成之效。
佛教毕竟是产生于印度的一种学说和思想，它与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儒、道思想，不论从语言，还是文化背景，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在佛教初传时期，为了能够让中国信众更好地了解佛教教义，不得不在佛经翻译及阐释时，引用大量儒、道二家的语汇及思想要义。这在后来的佛教义学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形成了所谓的“格义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大繁荣时期，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有空前的发展。比如，在儒家方面，有以王弼等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在道家方面，有寇谦之、陆修静对天师道的南北改革以及陶弘景之医药学；在佛家方面，有法显的西行求法，鸠摩罗什、真谛的译经，慧远、道安的义学。三教都在快速传播与发展，其间的交融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了之前的基础性积淀，进入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摆脱了附属地位，与儒、道二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玄奘、义净等一大批精通佛理、熟谙梵文的佛经翻译家，翻译出了数以千卷计的佛教经典。此时也是佛教由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化的重要阶段，天台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密宗等诸多中国佛教宗派，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完备。而儒家的政治思想地位，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与巩固。由于唐朝为李姓王朝，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因此，道教有了极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儒、道、佛三家的这种鼎足式发展，各自成效都是相当显著的，但三家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相互逆势交流与影响的特点。所谓“逆势”，就是指矛盾与斗争。如：玄奘法师曾上疏唐高宗，请求将佛教位序改排于道教之前，遭婉拒。韩愈写《谏迎佛骨表》，险被唐宪宗处死，后遭贬。唐武宗信道而灭佛，“会昌法难”毁寺，强令僧尼还俗。这些“逆势”虽然激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不乏正面信息，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世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进入宋代，儒学一改正统承袭的单线条发展模式，进行了颇具个性化的改革，也直接导致了“新儒学”的兴起与流行。学派纷呈，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如：周敦颐之濂学、邵雍之象数学等，而这其中不乏精通佛学之士。道教此时在理论上，主要有张伯端之《悟真篇》。而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重大者，就是王重阳全真道之创立。
元朝为蒙古人统治时期，蒙古族笃信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建元以后，尊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天下教门。早在元太祖之时，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劝成吉思汗寡欲戒杀，成吉思汗深为折服，赐予虎符玺书，奉旨掌管天下道教。邱处机临终前曾遗命弟子宋德方编纂《大元玄都宝藏》，此藏成为有实物留存至今的《道藏》最早版本。而将此大书冠以“藏”之名，亦是仿效佛教《大藏经》之例。元仁宗于延佑二年（1315）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并将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乃至明清两朝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大地上都能够各自得到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共生的表现。儒、道、佛三家在明朝的发展，可以从其各自的学术成果得以反映。宋代程朱理学在明初仍为儒家的主导思想，但到了明中叶王守仁心学体系的确立及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明末随着政局和社会的动荡，以刘宗周、黄道周、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士，对于只重理论思辩、脱离社会实际的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将儒家思想引入到了实学的阶段。而佛教、道教有一个共同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明朝皇帝的支持下，各自都编修了卷帙浩繁的藏经。明朝在朱元璋开国之后，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但其实还是采取三家并用的方针。像朱元璋曾经出家当过和尚，这就为佛教在明代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政治保障。而明成祖朱棣曾亲自梳理历代注疏，编定了著名的《金刚经集注》。王守仁之心学体系虽然上承南宋陆九渊之心学，但其所提出的学凡“三变”之说中，前三变有“出入佛志”，后三变有“以默坐澄心为学的”，这明显是受了佛教的极大影响。而明初著名的全真教道士张三丰，也提倡“三教同一”之说，认为三教虽经不同人创始，但殊途同归，皆归于道。清朝又是一个大一统时代。清朝从顺治帝开始往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对儒学的自身修养与弘扬传播。而在前面提到的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身跨明清两代，也把实学之风带入清代。之后，伴随着颜李学派、乾嘉学派、今文经学，直到晚清维新派的兴替出现，清代儒学又经历了从实学到考据、从经学到经世致用之学的起落发展。满族本信萨满教，但清朝统治者接受了“喇嘛教”。在中原地区，清政府还大力扶持汉传佛教。通过佛教维系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清代佛教发展的一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政府主持编纂各种文字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清朝皇帝对儒、佛二家思想的推崇，认为长生久视于世道无补，对道教的功用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有鉴于此，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吸收佛教思想，以“精严戒律”、“明心见性”来要求道教信众，博得了清朝统治者的赏识，使全真道得以中兴。由于目前保留下来的佛寺道观，大多为清代建筑，从其中建筑风格和所供圣像来看，很多都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清代盛行的各种民间信仰中，大都是杂糅三教思想、供奉三教神。从留存至今的大量清代宝卷中，可以看出其中已无太多思想理论价值，充满世俗功利之说，但这恰恰说明三教合流思想已从上层走入民间的事实。通观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发展历程，由于各自都有不断面临新情况、适应新环境、寻求新发展的生存需要，所以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其间伴随着矛盾与对立，甚至出现了“三武一宗”法难，但最终还是被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性所调和，走出了各自“和而不同”的共生发展之路。 儒释道三教一体 九流同源
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孔子，第三是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儒教最主要的是一个字：“伦”，也就是伦常。封建社会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和阶级的不同，每个人都应各安其位。儒家认为天下一盘棋，上天把你摆放在哪里，赋予你什么权力、职责、义务，那么你就遵守、履行属于你的责任、义务，你就要乐天知命，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螺丝钉理论”。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是意义完整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有这样的“命”或人生，你这个人才算是活得有价值，你要修一个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过得有价值。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蜂王浆”。老子可能三五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实还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观点，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之类，就是我们常说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这既是老子“无为”的政治主张，也是老子对于个人修养的治学主张。
佛家讲的是“见性”。“性”是什么？是“心性”，也就是修养。佛家有七个字：“见性、救世、通万有。”见到你的心性，叫“内观内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盏探照灯，来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它的一种很客观的修炼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为，不能说谎话、不能杀生、不能做坏事之类；定是不为万物所扰，哪怕泰山塌下来，我也不为所动；慧呢？由戒和定入手，慢慢会产生智慧，就是所谓的“定慧双修”，不定就不能产生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又可以更好入定。佛学是非常高深的古典哲学，而佛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宗教形态，这样，“佛”就包含了佛家、佛学、佛教三个东西，家、学、教三者都有了，形态是最完备的。佛教佛学的主要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乾隆的话来概括，乾隆给北京的五塔寺写的一篇记里头是这样说的:“塔，标义；经，标口；佛，标身。”意思是说，佛庙里的塔代表的是佛教崇高向上的意义；佛像代表的是佛的形象，告诉你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佛经代表的是佛祖的嘴巴，告诉你他讲过一些什么的话——前两者是外在形式，它的精髓在于“经标义”，佛经(包括一个伟大的中国宗教家惠能的《坛经》)就和儒家的《四书五经》或道家的《道德经》和《庄子》一样，是伟大的思想宝库。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儒、释、道三家已经互相渗透、互相同化，某种程度上已经“三教一体”了。少林寺有一个供奉释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少室山还有一幅对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概括得很到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出发，但最终我们能达到共同的目标。
从对个人的修养角度来说，三教说法不同，但劝人为善和劝人向上的精神是相同的：儒家是“修身、治世、平天下。”道家是“养生、遁世、穷万物。”释家（佛家）是“见性、救世、通万有。”这三句话是我自己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是我想这样可能好记一点。
也可换一种说法，儒家是尽“人道”，释家求“佛道”，道家穷(穷通、追究)“天道”。“人道”和“佛道”比较明白，而“天道”是什么呢？天道应该包括很多东西，例如“天机、天意、天命”，其本义不是讲迷信，而是讲“天”的规律或自然规律，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规律和我们尚不知道的规律。还可换一种比较方法，儒家叫做“正心”，释家讲究“明心”，道家追求“炼心”。在这背后，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三家对世界的概括，儒家讲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不要去着迷于云里雾里的事情，而要重视现世的修炼；道家讲的是“穷尽变化”，努力了解世界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佛家则讲“缘起性空”，不要被外部世界纷纷扰扰的现象所迷惑。如果极而言之做一个简单小结，则儒家比较重视一个人的行为规范，讲的是社会的“游戏规则”，道家比较重视方法，讲的是“游戏技巧”，释家比较重视内在修养，讲的是“大智慧”。总之，儒释道三家对世界的研究尽管有一些差异，但总的都是提倡从研究自己开始，也就是从主观、内部的修炼做起，然后进而研究社会和世界，使自我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智慧的人，从这个基本精神来说，儒释道三家三教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或“蜂王浆”，是对现代人也大有裨益的学问。
三教互补：儒学融合佛道
中国国学三教九家各领风骚。从东晋开始至隋唐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又互相补充的基本格局。这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因而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进一步说，即便是单论儒家的儒学，那也是吸收了其余各家的一些长处的。最明显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形成，明显是吸收了禅宗的一些思想；而进一步考据，禅宗又是从老庄那里汲取营养。
我们曾经说到朱熹对先秦儒学的重大修补，但这些修补，从哪里来？回答是，主要是从佛家，尤其是从佛家在盛唐之后的禅宗里面来。 在朱熹之前，二程兄弟即出入佛老，程颐对佛教的礼度就十分欣赏，称“三代威仪，尽在是（佛教，笔者注）矣，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朱熹和禅宗有什么关系？朱熹的老师胡原仲、刘彦冲好佛，对佛教和禅宗很有研究。朱熹受这两个老师的影响，早年就对佛教感兴趣。15岁习禅，觉得禅是个好东西。他自己说，从此便“留心于此”。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之后，发现了儒家学说缺少思辨智慧，先天不足，决心修补篱笆，于是他遵循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借鉴禅宗“自心显万法”的思想，主张尽量发挥人心对主体和客体的认识作用。 以朱熹为集大成的儒家理本论，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气是本体的现象，物是由气化生的东西，“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今且从理上说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熹这些看法，其实便是佛学中华严理事观的再现，也是禅宗所要求的事理要“圆通”的主张在儒学重新构建上的又一次运用。
追根溯源，禅宗“自心显万法”的思想虽然在六祖惠能之前已经比较完善，但说得最明白、最通俗的，还是惠能。惠能《坛经》就说：“于自性中，万法皆见（现）。”正是禅宗的心性合一、体用合一、形上形下统一的理路，才引导着宋明儒学开出道德形上学的路子。 在朱熹之后，陆九渊又把程朱所讲的理与心打通，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继陆九渊之后，王阳明倡导“心外无理”、“心外无善”。王阳明有一段很著名的“岩中花”的公案： 有人问王阳明：“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口气，简直就是六祖惠能的口气了。
其实，单从文体上说，程朱理学的许多流传后代的典籍，一改诸子和前人用严格规范的文言文文本，而改用一般读书人乃至普通老百姓也读得懂的半白话文，所继承的，就是禅宗的文体。 作为孔子之后历代儒学思想之集大成者的朱熹及其后学，以儒学融合佛道，把几微之学变成儒学的理学，重新树立起儒学在中华民族的正宗地位，因而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7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影响远及东亚和东南亚，于是便有了“日本朱子学”、“朝鲜朱子学（退溪学）”等，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进而又影响欧美等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现在在德国、荷兰、瑞典、美国等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开设有攻读朱子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院。这样，把心学跟道学和禅宗结合变成了新儒学，这就是儒释道互补。
总之，三种学说互补，既积极也消极，既有“发动机”，也有“刹车”，两者一结合就很好了。简单说，中国国学是一锅“千年老汤”，它之所以“味道好极了”，是因为由许多不同的烹调大师加进了许多好东西的结果。 :)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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