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论思想
福泽的众多论集中，能够支撑起“脱亚”论的乃是被世人奉为圭皋、亦能够代表福泽思想精粹的《文明论概略》。福泽以为，文明的目的和标志，乃是国家的独立。易言之，“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福泽对中华文明滋养日本2000余年、深深地影响并征服了日本人的事实，无疑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与今日欧洲相比，中华所代表的东方文明显然已落伍于时代。惟此，“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起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在这个用以衡量文明、半开化、野蛮的西洋天平上，中华文明昔日的光辉耀彩顿逝，而只堪与日本同位于半开化国家行列。“利害得失”功利基准的导入，使得浸润日本恒久的中华文明主干精神——仁义道德和礼仪法度，自然难以免于被否定的命运。福泽的批评是：“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就举行群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不宁惟是，福泽对维系中华文明精神一系的儒教孔子亦是挞伐有加：“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的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观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解构和诘难，对儒家礼教的质疑和批评，使中国固有的“礼义之邦”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了福泽的矛头指向：“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近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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