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嵩高灵庙碑阴文字所见创立时间、书丹人及其他 上
因为日《金石书学》撰稿之需，日学者兼书法家谷川雅夫先生穿云飘海寄来《中岳嵩高灵庙碑》碑阴上半部四列原拓一纸，此吾平生未见者也。欣喜之馀，研读再三，前人之未识，或有识者；前人之未言，或有言者。百虑一得,连缀成文，求教于同好。一、从尉迟初真和豆卢□□在豫洛地区的任职时间及生卒年认定《中岳嵩高灵庙碑》立于太延二年〔436年〕而不是陈陈相因的太安二年〔456年〕。
碑阴首列前七行为：“内者令，中常侍，羽真，征虏(上三字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下称《陆书》释为“□仁□”)将军，领皇□大长秋，使持节〔此字《陆书》未释〕，侍中，安南将军，启府〔此二字《陆书》未释〕，洛州刺史，扶风公，尉迟初真，被诏洛豫二州造立庙〔此字《陆书》释为广〕殿碑阙讫竟。”
据《魏书·尉古真传附诺子眷传》，尉古真弟尉诺子尉眷“寻为假节、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安南将军、开府，镇虎牢”。与碑文“侍中”、“使持节”〔假节〕、“安南将军”、“启府”〔开府〕、洛州刺史等官爵相去不远。而“尉”即尉迟，《魏书·官氏志》：“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初真”显然是尉眷的胡名，一般胡名汉化是简胡名而成，“眷”却与“初真被”似乎看不出太大关系，但这也并非特例。如北魏《元凝妃陆顺华墓志》称陆太妃祖父受洛跋，而史载其祖之名为陆馥。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于史可稽，而受洛跋汉化为馥则史所阙焉。受洛跋与馥，依当时语言环境可能有规律可循，而现在已看不出什么关系了。另外，还有胡人赐汉名的情况，如“穆泰本名石洛，高祖赐名焉”。至于眷伯父名古真，眷一侄名弥真，尉眷名初真，三代人名字中都有“真”，这在代人也不足为奇。虎牢亦名成皋，在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的杞水镇，东南距嵩山直线距离四十五公里。虎牢同时是当时豫洛二州的治所。《魏书·尉眷传》记前引“寻为假节”一段前，先述神（上鹿下加）元年〔428年〕尉眷与古弼、丘堆征赫连昌事。而在“镇虎牢”后则记太延五年〔439年〕十一月“张掖王秃发保周〔曾于太延三年即437年在河北易县建立《皇帝东巡之碑》的“张掖王宝周”〕之反也，征〔尉〕眷与永昌王健等率师讨之，破保周于番禾。”说明《嵩高灵庙碑》之建必在其“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之时，亦即神（上鹿下加）元年〔428年〕至征灭秃发保周的太延五年〔439年〕之间。《金石录》所谓，《嵩高灵庙碑》“后魏太安二年十二月立”，显然是将碑文中原有的太延年号传记为太安了。而太安已是文成帝年号，其二年为456年。虽然《魏书·尉古真传附诺子眷传》明确记载尉眷死于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年)，其间他仍有到嵩山立碑的可能，但据《魏书》记平定秃发保周后即“诏眷留镇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戎校尉。转敦煌镇将。又击破吐谷浑，俘三千余口。眷历镇四蕃，威名并著”，再未南返豫洛地区。而到了文成帝时代，他“率师北击伊吾，克其城，大获而还”后，“寻拜侍中、太尉，进爵为王”了。显然与《嵩灵庙碑阴》所记官职不符。又，此灵庙碑为“庙殿碑阙讫竟”后立。“ 诏洛豫二州造立”，又证明《魏书·尉古真传附诺子眷传》“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诸军事”的史实。其实，只要注意一下《魏书·礼志》“太延元年，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就明白了。太延元年（435年）“诏造立庙殿”，太延二年（436年）“碑阙讫竟”，不是顺理成章吗？
《中岳嵩高灵庙碑》碑阴第二列首三行《陆书》释为：“征北大将军侍中□□大□□□□□□城□王恒□。”我反复辨识后，改释为：“征北大将军，侍中，大鸿胪□□，□□，城阳王，豆卢□□。”
据《魏书·杜超传》：“杜超，字祖仁，魏郡邺人，密皇后之兄也……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位大鸿胪卿……神（上鹿下加）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真君五年，超为帐下所害…… 长子道生，赐爵城阳侯。后为秦州刺史，进爵河东公。”碑文“大”下勉强可见“鸿”左半部，胪”的右半及左上部。“城阳王”、“豆卢”五字尚可辨出。这与史传的“征南大将军”、“阳平公”、“大鸿胪卿”有共同之处。原来《嵩高灵庙碑》的“豆卢□□”就是太武帝的舅舅杜超。而“镇邺”二字尤为重要，邺城就在洛阳、嵩山附近，杜超参与“造立庙殿碑阙”事正在其镇邺期间。从其子杜道生“赐爵城阳侯”，可见杜超在神（上鹿下加）三年〔430年〕“进爵为王”时，可能是由“阳平公”进为阳平王，再改城阳王，也有可能是由“阳平公”进为“城阳王”，还有一种可能是史书记错了，杜超原本就是赐爵城阳公，后径直进为“城阳王”。无论如何《魏书·杜超传》对杜超的“城阳王”是失记了。从《魏书·杜超传》可知，杜超“镇邺”的时间在神（上鹿下加）三年〔430年〕之后，而到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就“为帐下所害”了。这也将《中岳嵩高灵庙碑》的创立时间限定在430年至444年之间的太武帝朝，而不是文成帝朝的太安二年〔456年〕。
《魏书·官氏志》云：“独孤浑氏，后改为杜氏。”按理东西魏分裂，代人恢复旧姓后，史籍中应出现独孤浑氏人物，但遍查史籍并无一例。《元和姓纂》和《姓韵》也只好照录《魏书·官氏志》这句原文。倒是豆卢氏除《魏书·侯莫陈悦传》有中兵参军豆卢光外，西魏、北周有武阳公豆卢宁，隋唐有上柱国、楚公豆卢勣,文昌右相豆卢钦望等。于此可见，豆卢氏后来确实是改为杜氏了，《魏书·官氏志》不知为何失记。我原以为《魏书·官氏志》所载“独孤浑氏，后改为杜氏”有误，但近翻旧时杂志，见1997年《文物》第5期李朝阳《咸阳市郊北周独孤浑贞墓志考述》，明白无误地记下北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晋原郡开国公独孤浑贞为桑乾郡桑乾县侯头乡随厥里(今山西山阴县境内)人。而且其葬地杜原，在北杜镇东二公里，可证长安杜氏的这一支本是独孤浑氏。那么，后来改为杜氏的就该是独孤浑和豆卢两姓了。此二姓很可能原本是一家，豆卢、独孤浑读音很相近，但却被误分为两姓。代人本无文字，往往以部族为氏，而部族之称只能靠口口相传，本无定字。如《魏书·官氏志》“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文成帝《南巡之颂》作“万忸于”〔万忸于忿提〕，延兴二年《申洪之墓铭》作“文忸于”〔文忸于吴提〕，《梁书》作万纽于〔万纽于谨〕等。然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便豆卢氏当时真有过独孤浑之称，北周隋唐恢复旧姓时，或因易与独孤氏后改为刘氏相混，故弃而不用，不管是豆卢还是独孤浑多数都改为杜氏了。总而言之，杜氏的代人身份毫无疑问，杜超及其妹子贵母死制的受害者太武帝生母密皇后的“魏郡邺”也是冒籍。此处“豆卢”二字细审即识，但自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将“豆”释为“恒”，连同其上“城阳王”之“王”释成了“王恒”，后再无人提出异议。
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原本是明白的，事情糊涂至今，主要是因为许多金石研究者不大重视史料的研究和利用。事实上，《中岳嵩高灵庙碑》的创立时间除以上所及外，《魏书·礼志一》“太延元年，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信息和依据。太延元年“诏造立庙殿”，太延二年“碑阙讫竟”，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中岳嵩高灵庙碑》的书丹者是洛州行职王吐久万。
《中岳嵩高灵庙碑》碑阴第一列第八至九行《陆书》只释出“洛州行职王吐久万”八字，第九行首二字则未释出。细审此二字竟是“书也”。这样，一个千古之迷就揭开了：原来这通大碑的书丹者是王吐久万！其官职是洛州行职。此碑康有为氏断为嵩山道士寇谦之所书，但后来人们从碑文中“寇君名谦之”语而疑其误，但均未指出书丹者为何人。“行职”不见于《魏书·官氏志》。《杨椿传》，言其孝文帝时“领兰台行职，改授中部曹”。从“析讼公正”可知兰台行职为御史中尉属官。洛州行职该是州刺史的属官，执掌地方监察还是其他事务不得而知。或者是因为治于虎牢的洛州刺史鞭长莫及，这位王吐久万就是在洛阳地方上代行管理职责的官员。此人或为汉人而用胡名，如近见一太和十四年(490年)残砖其人为“阳成惠也拔”。或为胡人冒汉姓，如羌人王遇本姓钳耳名庆时，而“自云其先姓王”；王叡，“自云太原晋阳人也”；前些年我得《王礼班妻舆》墓砖及《王斑》残砖二种，后翻检于右任先生《鴛鴦七志斋藏石》，并核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发现延昌四年〔515年〕的《王祯墓志》记其“高祖礼班，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晋阳侯”。正光四年〔523年〕的《王基墓志》则云，“高祖班，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晋阳侯”。而又称其为今朝鲜平壤南的乐浪遂城人，自云武王克殷后封箕子于此，遂落籍东夷。可见北魏还有高丽王姓。王吐久万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是久经中原文化浸润而工于书法的世家子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其碑阴为神品，碑阳为高品上，并总述其书风“体兼隶楷，笔互方圆”。此言得之，康南海真乃知书者。碑阳是“正碑”之“正文”，书家自然是按着当时铭刻体的要求精心创作。书体是“书兼隶楷”的隶楷，但却并不刻意求工，而是在继承魏晋铭刻体方整肃穆的书风的前提下，力避因平直均衡而形成的呆板气。略微欹侧的体势，随方就圆的点画，浑朴奇诡的仙风道骨，使其气象万千，昭彰千古。我想康有为氏之所以未将其与碑阴一起列入最高等级的神品，估计问题就出在一个“生”字上——书家欲开生面而从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一些点画的生硬和体势的僵直。这个问题在碑阴就不存在了。看看前两列大字，“高美”二字可谓恰如其分了。第一列“领皇〔后〕大长秋使”,“洛州刺史扶风公尉迟”的奇逸之风致，尤其是“大苌秋”、“使”、“史”等捺笔的开张、“扶风公”、“初真被”、“庙殿”结体用笔的沉雄峻美，只有比它晚六十多年的南北名碑《瘗鹤铭》和《石门铭》方可仰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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