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为不停戈尔巴乔夫
91年8月22日，莫斯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倒戈支持叶利钦的苏军坦克驾驶员Nikolai Amelin做出胜利手势。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4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1991年8月19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16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8月19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
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
“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
“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
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
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失望与分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广大党员为何沉默综观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角度，或者从基层党员的政治信仰、组织管理与日常生活等方面看，苏共 基层党员对党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苏联解体前广大基层党员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没有“振臂一呼”，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1. 苏共后期，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个别高层领导的背叛能够得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动员与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有过很多论述，他在自己的革命 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到基层党员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了迅速扩大。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革命 热情在打退国内外敌人进攻、战后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也得到极大发挥，人们忘我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积极踊跃地加入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行列中。甚至在 国家出现了“粮荒”，需要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与藏匿粮食的富农斗争的时刻，共产党员组成的“工作队”成了农村政治舞台的主角。尽管当时很多党员作为“城里 人”并不十分了解农民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不完全受农民欢迎，但是那些党员的的确确是满怀热情、十分忠诚地去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后来，在开展社会主 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党员也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去与“富农”展开斗争，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苏联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运动）。即便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党员也是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当初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先后顺序，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党内可以畅所欲言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发展到领导 人的一言一行、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不悦的表情都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党组织内部的层级越来越鲜明，权力越来越集中，基层党员的主动性与民主参与权利也越来 越小。并且，随着党的领导干部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大，他们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官僚主义、打官腔在苏联后期几乎成为一些官员必备的一项工作技能。赫 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曾经尝试过改革，但那些改革不是使官僚机构因职责划分更细而复杂化，引起各级党组织在管理上的混乱，就是因领导人的不思进取而 不了了之。层层级级的党的官僚结构逐渐以稳固的“金字塔”形状确定下来，广大基层党员对关乎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政治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 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越来越小。他们所接受的组织纪律就是服从，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选择沉默，或者一级一级地写信申诉，或者在私 下里表达不满（所谓“耳语者”、“夜间人”）。戈尔巴乔夫时代推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的确给予基层党员一些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变 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彻底摧毁“极权”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时，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不赞同，但除了用退党来进行抗议外，直接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少，他们写给一些机关和媒体的“申诉信” 绝大多数也被压下来。在此情况下，亚纳耶夫等人1991年8月19日挽救联盟的最后一次努力，没有得到基层党员的积极响应，而走上街头的，倒是叶利钦“激 进派”的支持者。至于推倒联盟的“别拉韦日协议”的签订，只是几个人的密谋，更与广大党员的意见无关。当党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部分精英时，基层党员的“平 静”看似冷漠，更多的则是不知实情或者“无奈”。2. 苏共后期出现了党的队伍不纯，部分干部不思进取的情况，甚至党内不乏缺乏信仰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在基层党员中起的是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了党的干部队伍“过度稳定”与成分复杂的情况：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过长，甚至是终身制，导致部分干部不思进取，老好人主义盛 行；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能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作风不踏实，理论素养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胜任其职，甚至 买官卖官，基层组织成为一部分党员晋升的阶梯；还有一部分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也混进党内。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一些领导 干部不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而是自拆台角，部分党的干部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惜损 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其行为也败坏了党的名声，动摇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政治信仰，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3. 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搞乱了党的思想，导致基层党员无所适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来又在全国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曾在党员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那之后，西方国家加紧开展和平演变， “撬开”了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屏障，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悄悄泛起。30多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号召“民主化”、 “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甚至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时，苏共上层的煽动和渲染，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远超苏共20大的“效果”：大批 历史的、文学的著作纷纷登上媒体，大肆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并把批判扩展到对“斯大林的导师”列宁以及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批判。 后来，在苏联甚至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得以大行其道，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时髦。一些 原本宣传党的政策的报刊也改换了“阵地”：《消息报》成了激进派的“传声筒”、《莫斯科新闻》变成了“民主派”报纸的“旗舰”，而《星火》杂志则被某些人 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军的大炮”，其全部目标指向苏共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使得苏联共产党乃至苏联历史几乎被完全否定，搞乱了社会意识，摧毁了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到1991年，在主流舆论千百次地否 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和群众把那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他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拥护谁、反对 谁。而当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危急时刻，还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4.党内高层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使得党员群众与党离心离德。从列宁时期起，苏共就对党的财务纪律、党费支出、党的干部所能享受的医疗、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确规定。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明确，金钱 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这是用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换来的，不能随便使用。必须把金钱用于正确的地方。那个时期党的干部多半是没有金钱观念、没有 家庭观念、“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者。当然，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也有特权，但很少。真正的特权阶层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 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等外汇，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 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特殊座位等等，精英 阶层开始“养成”。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 措施，但没有杜绝官员腐败现象，而戈尔巴乔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众对官员腐败的不满。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也清楚，不能用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代替党的形象，甚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 代表苏共，但是当他们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还是有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由腐败分子所掌 握的、不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5. 真正给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带来致命打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成就情况下，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削弱共产党领导地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民主化”、“公开性”使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不断被揭开，很多历史事实被歪曲，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低。而苏共19次会议之后，苏 维埃选举、多党制的实行，对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出现了大规模的退党风潮，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根据不完全统 计，1990年，苏联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已经不能构 成一个组织。一些地方党的领导甚至被赶下台。据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描述，1990年1月，秋明的第一书记博戈米亚科夫和伏尔加格勒市第一书记卡 拉什尼科夫被赶下了台。在切尔尼戈夫一个书记因偷窃被开除，巴库的韦济罗夫因平庸无能和“看风头行事”而被拿掉，2月间开始了遍及各地的区委一级第一书记 下台潮。——党内已经开始造“头头”和官员的反了。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当党的地区领导干部见到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工 作人员时，对方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这种处境下的基 层党组织怎么能够有组织地带领党员为党抗争和呼吁！“8·19”事件后，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反共风潮，最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搞垮了党。二、沉默中也有抗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改革，很多党员对年轻的领导人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改革蓝图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改革的过程却 与领导者最初的承诺渐行渐远，也让党员群众困惑不解：为什么越改革物价越高，商店里的商品越少？为什么越改革社会越动荡？“1987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经 济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糖、肉和其它许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从商店里不翼而飞。全国的局势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对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质疑， 也怀疑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俄］瓦列里·博尔金著，甄西主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昆仑出版社1998年 版，第141页）最终，他们大失所望。可以说，部分基层党员所发挥的“最大的”一次主动性，就是在改革后期，在“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与非政府 组织运动大潮中，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加入其它政党组织或者干脆远离政治。但并非所有的基层党员群众都远离政治、对党的事务态度冷漠。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 《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针对当时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掩盖下出现的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安德列耶娃指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 史功绩的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上的个人，不如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化建设时期的全部历史。她认为，在那个时期，整整一代苏联人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功勋，不能出于今天意识形态的需要就简单地将当时人们创造的业绩完全抹杀。这位女教师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执政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实行的政策的不满，从 上到下引发了很大反响。在查阅相关资料和档案时，笔者看到，还有很多类似信件和投稿被杂志社扣压下来，没有登出。有的信中用“不能抹黑历史”、“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过 去”、“抹黑我们的历史是有害的”等言辞表达对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党和国家的过去的严重不满，对当时否定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除了以信件形式表达不满之外，还有人在公开场合对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下台”的要求。一位1978年入党，担任过苏共26大代表，并在 1989年当选人民议员的女党员萨瑞·乌玛拉托娃，1990年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戈尔巴乔夫从总统职务上退下去。她在发言中表示，自己不 能接受苏联走向瓦解，她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也反对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萨瑞的勇气”至今还为曾经的苏共老党员所称道。在原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博尔 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中，也几次提到，1990年以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公开提出戈尔巴乔夫应该下台。乍看起来，这些行为 的矛头所指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他们是在表达对苏共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的不满。而更激烈的抗议方式，则是老党员的自杀：8·19事件后，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自杀。作为严格遵守党纪的老军人，他没有直接参与“政变”， 但是眼看着挽救联盟的努力失败，他绝望了。在8·19事件前后自杀的还有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如果查看苏联一些高 级领导、老英雄的履历，可以注意到，还有一些人的生命也终止于1990年或者1991年，这其中，包括老英雄、卫国战争时期的“神枪手”瓦西里·扎伊采夫 以及“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老党员、老英雄也以自杀的方式离世，但没有得到公开报道。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那些高级领导和老党员、老英 雄自杀都与党和国家的“大事”相关，但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的确确是在以死来表达内心的绝望与抗议。到此，再看本文初罗伊·麦德韦杰夫的那段话，不难想到，苏共中央被赶出老广场大楼的那一刻，所有的喧嚣与叫骂，并不代表广大基层党员的主张。在改革 过程中，苏共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几年之内搞垮了国家的经济。而其全盘否定历史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几十年间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引起部分老党员和很多当年的建设者的愤慨。他们也发出了呼吁，但显然他们的声音或被苏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来攻击“保守派”，或被 揭开历史“空白点”的“公开性”给压制和湮没了。当否定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时，那些为历史的公正而发出的呐喊之声已经无法与之抗 衡。一些老党员、老英雄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来抗争，但局势已无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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