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靖难之役”与明初定都北京
作为统治中心及政权存在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一国都城的选择和营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人所谓“国之大事，慎察备焉”。又云：“欲灭其国，必陷其都”，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或国内不同势力之间的攻伐，都把攻陷对方的都城作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首选目标之一，这正反映了一国之都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至于一个国家具体选择何地作为其都城，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影响。集中反映到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巩固政权这个中心点上，特别是军事地理优势，在某些特定时期，也可以说起着决定作用。
明初成祖迁都北京，一方面是由北京优越的位置所决定的，这是中国都城迁徙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与明初“靖难之役”密切相关。“靖难之役”后，明成祖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最终做出了迁都的决定。可以说，明代定都北京，是历史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然而，明成祖的这一举动，却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北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古都之一，被历代统治者当作国都时间总计长达八百多年。究其原因，这与北京特殊的位置有关。
封建社会历代君主对于建国定都莫不注重其地理形势。虽说从统治理念上来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①]。但在实际操作中，又特别讲究“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又言“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②]这些观点是古人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总结出来的立都原则和标准，中心内容是强调地理形势对国都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稳固。
北京，在宋以前曾被那些把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作为文明中心的大儒和饱学之士视作荒蛮之地，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南宋大儒朱熹曾言称：“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③] 此当以形胜大势而言。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曾说：“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有人又认为北京“形胜甲天下，依山带海，有金汤之固。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④]极言定都之利。而元初重臣霸突鲁向世祖忽必烈所谏：“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⑤]其旨归则重在对全国的经营与驾驭。
从以上古人之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确实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它“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同时兼有中国农耕、游牧两大经济区的优点。其位置接近于中国北方以及东北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在明朝以前，它已曾数度作为都城。最早在周武王伐纣后，武王封黄帝之后代（也有说是帝尧之后代）于此，时为蓟国都。在春秋战国时为燕国都。十六国时为前燕慕容氏国都。宋时，与北宋政权并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也建陪都于此地，号南京，也称燕京，是辽代五京之一。南宋时期，金灭辽后，金海陵王在贞元元年（1153年）把国都由会宁府正式迁于燕京，改名中都。到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命刘秉忠在金中都东郊重建新城，至元九年（1272年）完工，命名新建都城为大都，并把首都由上都开平迁于此。从此，北京成为中国统一政权的首都。
以上事实，说明北京完全具备作为中国都城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表明了明朝在永乐皇帝时期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理性抉择。
二、明初太祖朱元璋定都的抉择
在元未农民起义中，朱元璋起自平民，由于自身的出众才能，很快就脱颖而出。1356年，朱元璋率军攻下集庆（今南京）后，将其改名为“应天”，但当时只是把其作为临时栖身之所。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海宁人叶兑献书论天下大事，献言定都建康（今南京），称“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元将军察罕铁木儿），南并张九四（吴张士诚），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⑥]其时，朱元璋部下另一谋士冯国用也力主定都于此，认为“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以此为根本，然后令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天下不足而定。[⑦]
参酌谋士之言，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六月正式建应天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阴，次年九月，新宫成，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由吴王而称帝，改元洪武。同年八月，徐达入师大都，元顺帝北走，标志着元朝政权的灭亡。后又经过多年征讨，直至洪武二十年，元纳哈出降，辽东归附，天下始大定。明朝政权自此由偏于东南一隅的地方势力成为统一全国的政权。
其时，元顺帝虽然北走，但蒙元的实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⑧]，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刚刚诞生的明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帝都的重建与国防的安全仍是朝野上下关注的中心问题。如若不在北方某地设重兵防守，则黄河以北便难以把握。但如若屯重兵，则兵权须交付诸将，又极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历史上曾出现的藩镇割据的局面可能会再次出现。鉴于国防关系，北方必须要有军事重镇，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东南又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⑨]国都建东南，则北方军事空虚，不能防御蒙古旧元势力南侵；若建都于北方，则费用仍须仰仗东南，转运劳顿。在这种利弊互见的客观条件下，明太祖虽定都金陵，并曾仿周汉旧制以汴梁为“北京”，但从历史鉴戒和现实情况考虑，心中仍不时有北迁之意，北迁地点曾具体考虑过长安、洛阳和北平三城。
长安形势上有“崤函、终南之阻，渭、灞、浐之雄，百二山河之胜”，但终因南粮输运不便难以供养而终。的确，在明时期，中国“生齿日繁”，如若不能解决粮食问题，其他一切优势皆化为乌有。同时，隋唐以来中国东北少数民族势力的崛兴，使中原政权在北方的主要威胁由西北转向东北。这样，长安在秦汉时的优势，到明朝时已不存在，舍其是必然的。
洛阳“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北依邙山，南望？？阙，曾为九朝之都”，皇太子朱标当时即意欲迁都于此。史载皇太子还自陕西，巡视关、洛之后，“志欲定都洛阳，归而献图”[⑩]。但事隔不久，太子朱标身亡，迁都洛阳之议遂搁置。若是太子不早死，也许有迁都洛阳的可能。但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若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历史将会变得不可捉摸”（马克思语），太子朱标早亡这一偶然事件，使洛阳在明代再次成为帝都的“可能性”终于未能演变为“现实性”。
北平“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也曾被朱元璋考虑为都城之选。据史载，明军克元都后，置北平布政司，朱元璋策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鲍频认为：“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再图。” 洪武皇帝欲都北平之意，乃因大臣劝谏而止。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太祖朱元璋虽已置鼎金陵，但从洪武初年到二十四年这么长时间内，仍有北迁之意，这是由统一后统驭中国的政治、军事等必然要求所决定的。后来大概由于年龄的增长，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兼之太子朱标早死，朱元璋心志颓沮，迁都之事在洪武朝也就不了了之。由此，历史就把机遇留给了后继者明成祖朱棣。
三、“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
明代之所以发生一场皇叔夺皇侄之位的“靖难之役”，究其原因，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推行的分封藩卫措施有关。
中国对地方的管理措施，从周代开始实行过分封建卫制。这种依借血缘关系的措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中央政权防务上的安全，但时间一长又容易形成枝强干弱、尾大不掉的流弊，并最终威胁中央政权。秦以后实行郡县制，便于中央政权，但由于没有强藩护卫，又有为外姓颠覆之虞。面对这个进退维谷的难题，太祖朱元璋一方面通过诛杀功臣等各种办法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通过分封自己的子弟来藩卫国家。太祖于洪武二年“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其中规定在沿边要塞，均置王国。何乔远曾论及：“明兴，高皇帝以宋为惩，内域削弱，边围弗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闰位。于是大封诸子，连亘边陲。”明初除边塞九王外，同时又在内陆设周、齐、楚、潭、鲁诸王，所封诸王各有数千至数万不等的护卫精兵，而扼边塞诸王，兵力尤厚，如宁王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明太祖以为如此，朱姓江山稳如磐石，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安排。随着对北方旧元势力用兵的增强（洪武一朝凡五征蒙古），诸王中晋王和燕王的实力逐渐增强，远超诸王。太祖朱元璋为防止后人懦弱，政权有可能操于权臣或旁落异姓之手，特授诸王有干涉中央政事之权，“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传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时，天子必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奸臣，奏斩之，族灭其家。”同时还授以诸王有举兵入觐“清君侧”之权，“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然规定了诸王有入朝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力，就为后来的朱棣提兵入京提供了借口，这也许是太祖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早亡，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这就是建文帝。当时，太祖诸子中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棢均先卒，而四子燕王朱棣，五子周王朱櫹及齐、湘、代、岷诸王，均拥重兵，对新登基的皇帝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诸王中燕王兵力最强，人也最雄杰，尤为朝廷所顾虑。为了改变这种外强内弱的不利局面，建文帝决定采用谋臣黄子澄、齐泰等人的“削藩”建议，铲除地方势力，巩固中央政权。由于燕王在诸王中实力最强，他自然也就成了“削藩”的首要目标，但黄子澄为了使“削藩”之措施顺利进行，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顺序。据记载，“（齐）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建文帝依据既定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推行“削藩”的措施。第一步是先收回各王所属封地的统治权，下诏“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建文元年二月又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建文元年四月给齐王榑、代王桂定罪，废为庶人，而湘王柏竟惧罪自焚而亡，同年六月又废岷王梗为庶人。
建文帝即位后的一系列“削藩”举措，使燕王朱棣备感不安。朱棣素来胸有大志，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决意起兵反抗。遂于建文元年七月杀朝廷所置地方大吏，指称齐泰、黄子澄为奸臣，以“清君侧”为号，出师南向，自称其师为“靖难”，史称此军事行动为“靖难之役”。经过三年艰苦征伐，燕王朱棣于1402年攻入南京，夺取皇位，建文帝不知所终。
“靖难之役”的成功，为明廷都城北迁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提供了契机。朱棣经过二十余年的藩王生涯，尤其是在北方筑城、屯田以及与北方元朝遗族的多次战争中，深切地体会到北元残余势力的军事威胁。永乐继位后政治演变和军事行动的需要，也加大了迁都的可能性和迫切性。 为何故元残余势力一直成为明朝时期的心腹之患，这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的决策有一定关系。据记载，徐达率师直捣大都前曾奏：“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穷追之乎？”明太祖答以：“元运衰矣，行自澌灭，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朱元璋未能抓住有利时机，一举摧毁旧元军事实力，是导致以后酿成“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的重要原因。朱棣即位后，一方面继续对蒙古用兵，自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凡五次，他本人亦死在北征途中。另一方面，为防止其他藩王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他实际上也在继续推行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将诸王逐个或削、或迁、或废，使之再无实力与中央政权抗衡。如他将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的宁王从喜峰口外的大宁迁往南昌，将谷王从宣化迁至长沙，这就大大削弱了二王的实力。但同时也消减了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边防的空虚。如何加强对北方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有效防御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关系到明北部半壁江山的存之与否。
如何适应北部边境出现的新形势？怎样解决这个关系明廷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是当时明成祖朱棣必须尽力解决的大事。为解决此问题，朱棣采取的重大举措就是迁都，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客观可能性和主观需要的结合，终于促成了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的决定。
首先，北京具有优越的军事地理环境。抗击北元是明初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北京处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与中原联系的交接点上，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中，军事地位不断上升。面对故元的军事威胁，北京西北、正北、东北三面环山，其中险关危隘众多，易守难攻。北京南部、东南部是广阔的大平原，交通便利，便于迅速提供有效供给。
其次，迁都北京也是中华民族长期融合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宋辽金元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金、元政权都建都于北京，表明中国的政治中心已逐渐北移，明成祖迁都北京正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且，朱棣即位后不久，成功招抚了黑龙江流域的女真诸部，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使东北直到黑龙江下游一带并入了中国版图。他又积极经营西北，陆续在嘉峪关外设立哈密等七卫。从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东北和西北边疆大片土地考虑，建都北京显然比建都南京有利。
另外，我们也许不能忽略当事者心态的作用。北京乃燕王发迹之地，他在此经营多年，是“龙兴之所”，朱棣本人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倾向性，认为这是自己的福地。并且，追随自己起事而受封的宿将谋臣，多也为北方人士，功成后也有思乡之情，希望荣归故里，光宗耀祖，迁都北京易于得到他们的支持，阻力小。同时，由于朱棣“逆取皇位”，来得不那么“正统”，受儒家传统影响的文人学士始终以“弑君、篡位”来看待“靖难之师”，这在朱棣心中会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按西方行为主义者的观点，谁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故朱棣也想尽可能摆脱心中的那些使自己不快的阴影，离开南京，回到北京，希冀以此寻求某种心理上的平衡。
四、迁都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
明成祖迁都北京这一重大举措，最终奠定了北京在中国都城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在当时对整个明代政权的巩固，边境的安全，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的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的清朝及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权，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明成祖迁都，为明代定都北京之嚆矢，进而影响到后来清代与新中国定都于此。朱棣迁都北京，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顺应了“靖难之役”后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加强了明廷对北方边疆的统治。后人曾言：“太宗靖难之勋即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枕戈秣马，四征弗庭（停），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在封建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皇权乃是一切权力的中心，国都更是皇权的集中表现。历史上每一个帝王之都城，几乎无一例外成为当时一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明廷把都城定在北京，就从客观上迫使其“倾全国之力，保一邑之平安”，从而也就达到了保证北方疆域安全的目的。明成祖三次亲征漠北，以及奴儿干都司和哈密七卫的建立，就是对该问题的最好说明。如果根据当时形势，明廷的都城不在北京，那么，很可能会再次重演宋朝的历史悲剧，所以，当时的朝鲜史籍也认为，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一项关乎社稷的“固国之策”。
第二，明成祖迁都北京，在经济上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地区的发展。北京当时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发达的中原农业文明经济区与相对落后的塞北高原游牧民族经济区的结合线上，国都的北迁，刺激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以保障其政权稳定和军事行动的需求。例如，从中原和南方各省迁移大量人口充实北京，疏浚通济河、通惠河、昌平河、浑河等河道，加强运输粮食的能力，开拓北京通向全国各地的驿路。这些措施，就使中原和南方比较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先进的手工业技术迅速传到北方，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也同样相应增长，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对北京周边地区荒地的垦殖，从而也就增加了明廷土地的数量和税赋的收入。经济上的发展，更进一步增强了明廷的军事实力，保证了国家边防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
第三，明成祖迁都北京，使北京不仅在当时逐渐成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而且也逐渐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心。明代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国子监、翰林院这些文化机构应运而生，会试、殿试更使儒生奇士云集，贤人会聚，各种文化活动皆汇集于此，北京遂成全国之文化中心，并逐渐传播到四边，这样就提高了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发展。
总之，明代迁都后北京城市的建筑与布局，及此后的损益拓展，为今日北京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究其原，实与“靖难之役”这一事件又密切相关，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而发展的基本规律。
[①] 吕不韦辑：《吕氏春秋》卷十七《知度》。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91年版第485-486页。
[②] 管仲：《管子》卷一《乘马》、卷十八《度地》。《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页、第303页。
[③]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④] 《天府广记》卷一《形胜》。同上第6-7页。
[⑤] 《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百衲本第775页。
[⑥] 《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百衲本第366页。
[⑦] 《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附冯国用传》。百衲本第353页。
[⑧]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0。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6页。
[⑨] 丘濬撰，陈宏谋纂辑：《大学衍义补辑要》卷八《都邑之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5，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32页。
[⑩] 姜清：《姜氏秘史》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46，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96页。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0页。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71-172，齐鲁书社1996年。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百衲本第15页。
何乔远：《名山藏》卷一，《分藩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6页。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百衲本第329页。
张德信主编：《洪武御制全书·祖训录·法律》。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4页。
同上，第375页。
《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百衲本第377页。
《明史》卷一四一，《齐泰传》。百衲本第377页。
《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纪》。百衲本第20页。
《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百衲本第345页。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百衲本第895页。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李朝宣祖实录》卷一0八，三十二年正月丙戌。
楼主知道的不少啊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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