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淙会饮’起苍黄”系列之四 中国之中的“唐诗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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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七律”，是因为毛主席的《七律·长征》。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乃至我们这一代，知道“七律”的存在，大抵都是这个样子的吧。
　　倘若不是老人家将他承续的传统文化锤炼为革命道路的《七律·长征》，红色的山河能一堵一堵地立“墙”流布，祖国的花朵能似懂非懂地死记硬背，我们咋能知道“七律”的存在呀！
　　“七律”是啥？自然不知道。就是现在，也还是闹不明白，只知它是八句七字的诗，是“七言律诗”的简称。至于什么平仄仄平，把字垒得有旋律，配乐就可以演唱，我是闹不明白的。
　　现在写“七律”的知识分子乃至干部，虽然还不很稀缺，但谁能写“七律”，仍然是上档次的事儿。至于照着模子套上去的五十六个八句七字的方块，合不合“七律”之韵，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水货乃至假货，在下没有评说的知识相撑。但不管怎样，敢且能整出个八句七字的东西，还是挺唬人的，至少能唬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吧。至于比我们还小的小青年，我看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当然，如果年轻人敢整“七律”，那就更能吓我一个跟头。
　　在河南博物院观摩，就曾见过武则天“石淙会饮”蜡像群雕。当时我还在琢磨：“石淙会饮”不是“兰亭雅集”，武则天只是带着群臣在那儿喝了场酒，中国文化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哪像“兰亭雅集”，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寸土寸金的河南博物院，把真东西封存在仓库里，在展厅里搞出个“石淙会饮”群雕，占去偌大个地盘，脑袋烧得不轻呀！
　　２００６年７月７日，在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先生的带领下，再去“石淙会饮”，细读武则天的《夏日游石淙序》，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七言律诗”在“石淙会饮”奠基！
　　石淙摩崖诗碑依崖就势，削面题刻，薛曜书丹。该崖高约１０米，诗文在崖壁中间，诗碑高约３．６５米，宽约２．４０米。因碑下临水，为方便刻石题字，当年曾在碑底的石壁上凿洞搭架，今有洞迹两眼；因碑版裸露，为躲避雪雨阳光，当年曾在碑顶的石壁上穿木搭棚，今存洞迹１１眼。碑文上下３层，竖刻，自右向左横列齐整，最前是武则天的《夏日游石淙序》，其后排列的是她的诗与１６位宰臣的《侍游应制》诗，共１７首。
　　武则天在《夏日游石淙序》中要求群臣“咸赋七言”，她则带头赋出平生唯一一首“七言律诗”《夏日游石淙》，李显、李旦、武三思、狄仁杰、张易之、张昌宗、姚元崇（姚崇）、李峤、苏味道、崔融、阎朝隐、徐彦伯、薛曜、杨敬述、沈　期、于季子１６位宰臣相继“奉和圣制”，赋出“七言律诗”。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赋出“七言律诗”，这是平生第一遭……
　　如今，１３００多年业已过去，“石淙会饮”所得１７首“七言律诗”还有着鲜活的生命，还伫立在中国之中的石淙河上。
　　登峰造极盖因“唐诗有戒”
　　律诗的探索，在武则天时代之前已经开始。
　　但律诗在武则天时代的诗人沈期、宋之问手里得以定型，却是向来没有争议的。
　　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唐代评论家孤独及的《唐故左补阕安定皇甫公集序》：五言诗生于《国风》，广于《离骚》……历千余载至沈　期、宋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诗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杜甫）墓系铭序》中也指出：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沈、宋以前，领诗坛一代新风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杨卢骆的律诗，前后失粘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且多为五律。王杨卢骆的探索，被集律诗之大成的杜甫激赏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的文坛，和今天有些仿佛，都处在整个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的转型期。隋陈的绮丽之风，已经过时；盛唐的雄浑之象，还在路上。在没有领袖、不出大师的转型期，蜕变文风，一新耳目的王杨卢骆风靡朝野，成为上下追捧的明星。
　　但到了李白、到了杜甫、到了日月照耀大唐文坛的时候，有人回过头再看“初唐四杰”，就“轻薄为文”，哂笑他们了。于是，杜甫戏为绝句，哂笑那些哂笑王杨卢骆的人，指出王杨卢骆是“当时体”，是唐诗崛起的一个必然过程：等“尔曹身与名俱灭”后，王杨卢骆还会如江似河，万古奔流。
　　王杨卢骆之后，是沈期、宋之问。
　　沈、宋让五律趋于精密，完全定型，还开始了对七律的探索。
　　沈　期、宋之问都是宫廷诗人，律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他们的重要贡献不在诗的内容，而在探索出律诗的粘对规律，并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循，奠定了唐诗的发展基石。沈　期、宋之问是“石淙会饮”的参与者，写的当然都是七律——
　　“金舆旦下绿云衢，彩殿晴临碧涧隅。溪水泠泠杂行漏，山烟片片绕香炉。仙人六膳调神鼎，玉女三浆捧帝壶。自惜汾阳纡道驾，无如太室览真图。”
　　“离宫秘苑胜瀛洲，别有仙人洞壑幽。岩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鸟向歌筵来度曲，云依帐殿结为楼。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还陪八骏游。”
　　但在“石淙会饮”摩崖石碑上，记者没能找到宋之问的诗，而其他文献录有该诗。沈　期的诗排在倒数第二，下面还有不小空间，是够宋之问用的。至于为什么没题刻，原因不明。
　　摩崖诗碑上没有宋之问，不是问题的关键。
　　要紧的是，武则天命令群臣每人必写七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葛晓音先生曾经说，如此大规模的君臣会饮，各题彩翰，在唐诗史上还是第一次。七律在武则天时代尚未发展成熟，这次活动无疑刺激了律诗的发展；而皇帝的提倡与喜爱，对七律走出宫廷，在全国推广，当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登封市文联副主席常松木先生说，“讲到律诗，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律七律。所谓律诗，可以称‘音律诗’，平仄的搭配就像音乐一样，有旋律；也可以称‘格律诗’，格局森严，如法律一般，必须遵守，不可逾越，这就是明代学者王世贞说的‘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如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
　　规矩太多，律诗有些烦人。
　　但没有规矩，哪有创造？
　　一代又一代大唐诗人宛如立法一般，认真地在汉语的世界里创建并完善律诗的规矩，并在一个又一个规矩约束下，戴着脚镣与手铐跳舞，却一飞冲天，在诗的世界里创造了后人只能仰望、难以攀登的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
　　在汉语世界里，所有的诗律到了杜甫，已经完备。宋朝以后，中国诗人都想梦回唐朝，但没人能找到回去的路；或者说，都想终结大唐诗人制造的梦魇，但没人能从噩梦中惊醒。
　　律诗是唐人的桎梏吗？显然不是，他们很自由，连政治、哲学这些最不好玩的领域，都飘着诗的芬芳！
　　现在的诗人倒是自由了，一句大白话似的废话，爱在哪儿断句就在哪儿断句，这么一断句，就成“后现代诗人”了——“梨花体”诗歌的代表作《我坚决不能容忍》是这样的——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梨花体”是“王杨卢骆当时体”吗？
　　走向盛唐自有“方便法门”
　　“自由”是最奢侈，也是必须付出昂贵代价的消费。那些锒铛入狱的贪官，大都是“自由飞翔”过的人。
　　追求“自由”与挣脱约束是人的天性，每一历史时期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合适的“气候”，都会有给他人小鞋穿自己光着臭脚丫的人。
　　但最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却永远是那些制定、完善规矩或法律的先哲先贤。最让我们瞧不起的，是那些光着臭脚丫的人。
　　大唐诗人之所以给我们制造了不可逾越的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在于他们前赴后继地完善了诗的规矩并严格地执行这一规矩，都耻笑那些光着臭脚丫的人。
　　武则天缘何在公元７００年“颁布”这一做诗规矩呢？
　　初唐，一般被界定在高宗武德至睿宗景云年间，约１００年，是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转化的过渡阶段，也是唐诗兴盛的准备阶段。唐太宗李世民鉴于南朝败亡的教训，为革除昔日文坛轻靡浮的齐梁遗风，提出了“中和雅正”的思想主张。这一时期，虽然文辞典雅、内容空洞的奉和应制之诗与君臣唱和之作还充斥着诗坛，但“初唐四杰”在创作中已经逐渐显示出壮阔的气势、活泼的节奏与庄严的宇宙意识，他们在诗风的转变过程中，开出一片新天地。
　　“中和雅正”是孔子“思无邪”诗学观念的继承与拓展。“无邪”就是符合“中正”，也就是“中和”，它界定了文学上的“中和之美”，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观照社会、体验人生、创造艺术世界的基本态度和最高准则。从思想内容上说，要中正、要合乎礼，除去奸思邪念；从语言表达上说，是语音语调及文字的运用，要委婉曲折、不直露、不激烈。
　　唐太宗倡扬“中和雅正”的“法门”，是评说《兰亭集序》。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仅是雄视千古的散文名篇，更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是“中和之美”的艺术典范。
　　《兰亭集序》之文感慨“生死亦大矣”，但“哀而不伤”，体验的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兰亭集序》之书笔笔以中锋为则，字字绵里藏针，但笔笔中锋、笔笔见力的同时，还偶见侧锋用笔。他以“中锋”为“中”，侧锋为辅，而增其姿媚；以“藏”为“中”，以露为辅，而增其飘逸。李世民深谙《兰亭集序》，他评论道：“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夸尚，竞其工拙。伯英（张芝）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师宜官）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钟繇）、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
　　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搓挤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萧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干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耶？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王羲之）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李世民仰观俯察中国书法史，在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流变中，找到了王羲之，找到了大唐文化的方向。但他不因循王羲之，以成为他的“饿隶”为耻——“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云蒸霞蔚的“盛唐气象”，似乎就了然在他的一胸之中。
　　唐太宗以降，唐高宗、武则天都是王羲之的尊崇者，他们也都是学王羲之而自成一体的很不错的书法大家。
　　王羲之“兰亭雅集”，武则天“石淙会饮”，不只是形式的雷同，而且也是精神上的赓续——武则天把《兰亭集序》的“中和之美”嫁接到新兴的律诗中，自己带头并命令群臣“咸赋七言”，以诗言志，以诗言“治”，意在将“中和”的治国思想推向天下。
　　她之后，是中宗。皇帝驾崩后，庙号为“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宗的治国方式看上去有些羸弱，但他确实是以“中”治天下的。至于“中兴”的说法，他生前就明确反对过；驾崩后，想来也不该再以“中兴”惹他烦。
　　武则天晚年自知“萧墙之祸，自古有之”，担心天下大乱。但经她的“斡旋”与中宗、睿宗１０年“中和”，大唐走向了“开元全盛日”。
　　“萧墙之祸”避免了，墙外之祸“安史之乱”却发生了。此后，“开元全盛日”犹如唐诗一样，成为中国难以逾越的高峰。
　　“安史之乱”后，德宗设立“中和节”，回望着大唐盛世；历代皇帝把“中正人和”挂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像中国诗人仰望唐诗一样，仰视着大唐盛世。
　　武则天“咸赋七言”的规矩，缘何选在“石淙会饮”“颁布”呢？
　　因为那儿是中国之中，是“中和”思想的原点。《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中和”，不只是唐诗，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企求。

想念你的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