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朝国家政权体系分析：
由于赵匡胤特殊的身份，太轻易的成功,使他对带兵的大将和掌权的重臣产生了防不胜防的幻觉。为了放止部下的故伎重演，他采取了不为他人积累叛变资本的的措施：绝对不让大臣拥有权利，即使是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长期的拥有权利。如果大臣们所掌握的权利都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就不会有重大举措的能力。为扼杀官僚阶层篡权干政的能力，赵匡胤煞费苦心地谋划出一套重叠架构一盘散沙似的国家政权体制，从而造就延续出一代代互相扯皮，都不负责，昏庸到极点的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而且这种昏庸腐败不止上层官僚所独有，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阶层形成一种人文风尚。{中国人的不负责精神即从宋开始。参见另一课题解读中国人不负责任的思想根源—剖析宋官僚体系对后世的荼毒}
例如：中央机构中最重要的“中书省”{负责行政}、“枢密院”{负责军事}、“三司使司”{负责财政}合称中枢三机构。按说三机构应隶属于宰相，但实际却分别听命于皇帝。宰相只是个名义上的中枢首长，没有皇帝的特殊命令宰相不得过问枢密院{军事国防}和三司使司{财政}的事情。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政治首脑和军事首脑或者财政首脑互相勾结的可能。
不仅如此，政府各部门的首长与他主持的机构根本不发生关联。如中枢令，名义上是中枢省的首长，但实际上中枢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如同现在的一种级别待遇}他只能在自己家中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枢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而去中枢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枢省的真正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 {尚书省首长尚书令照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权利}兼任中枢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枢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枢侍郎判省事}。这简直让人头都大了。
为了能看的明白，我们用现代的政府机构来作比喻：正像国防部长并不能过问国防部的事情，却要由计生委的副主任{它本来是要竭力提倡优生优育的}来兼任国防部副部长，这个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国防部长就是真正的国防部长。
中央这样累赘烦琐，地方也轻松不了。各地没有正式洲长{刺使、洲牧}，洲长都是临时的，称之为”知洲事”或”判某洲”,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洲长只不过是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的,即使它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要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以表示地方职务只是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的。 同时,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汴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即便如此，赵匡胤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著整个宋朝政府{此风延续至今，各地首长都有七八名之多}。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
于是，宋朝官员如同一群酒席宴上的食客和七拼八凑走江湖的马戏团，只求今天的表演能够糊口，便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这样的政权体系下,不容人去想百年大计和长远的谋略。{如果有人胆敢去想,便被作为另类，遭受同僚的排挤和皇家的猜忌与嫉恨}而赵匡胤梦寐以求的就是要大臣们守着这轻易得来的江山,苟且偷安,过一天少两晌。整个民族服服贴贴地接受赵家的低劣统治。这种腐朽透顶的国家政权体系像发酵的酒库，决定了宋朝社会的走向，导致宋朝对内执政能力低下，对外昏庸颟顸，战争能力绝对疲软。作为补偿更为了更多的给周边腥膻部落塞银子买和平，赵氏皇朝在经济方面采取了网开一面的策略，用宽松的社会环境刺激经济的发展来保证庞大军费和屈辱和约的支出。千万不要以为宋朝的经济繁荣是赵氏皇帝为民谋利，那是在签署了大量惊人的赔偿条款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三、杯酒释兵权、宋代军事政策分析：
赵匡胤猜防武人，贬抑武人的心理，提倡腐败堕落的措施，造成宋军再无能征善战的将领、全军疲软的局面。宋朝有125万精锐禁军并有强大的军火工业和高效运转的后勤保障体系，其兵员训练，部队装备，军事思想，将领的培养选拔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然而，赵匡胤猜防武将甚于防寇、甚至比方寇还要恐惧的心理；以文官或太监制肘武将、以及后来的全军经商的建军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延伸的摒弃骑兵建设的文官思维导致宋帝国的军队成了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摆设。在宋对辽、西夏、金和蒙元的战争中几乎是一触即溃，鲜有不败。{宋朝从立国的第一天起就奠定了外表繁荣骨子里虚弱的丑陋的银样腊枪头的国体}
宋代，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院为最高军政机关，负责战略决策、处理日常事务，招募、调遣军队，长官称枢密使。三衙分掌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力，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各设都指挥使为长官，地位低于枢密院。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帅臣尽管平时有所统辖部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宋人自己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宋史·职官二》)这种制度对削弱唐藩镇割据以来的兵祸，保障社会安定确有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收精兵: 赵匡胤继承周世宗的作法，派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藩镇的兵权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甚至畸形的程度。藩镇割据势力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无腹心之患”的却是病态畸形的政治统一局面。
宋朝的军队有三种：禁兵、厢兵和乡兵，边境地区又有蕃兵。禁兵是国家的正规军守备京师，担任征战和屯戍边郡、地方的任务。厢兵是地方军队，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兼营经商的队伍，它分属各州和某些中央机构，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任务，多不训练。乡兵即民兵，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但有些区域内的乡兵反而因保境卫土而有奇强的战斗力。{如河朔、山东地区抗击辽金元战果硕巨,达百年之久。成为中外战史之奇观}
宋朝的禁兵、厢兵都实行募兵制，"亢健者"选入禁兵，"短弱者"选入厢兵。应募后，家属可以随营，本人须黥面涅臂为标志，中途不得退役，实则终身服役。兵员空缺则从子弟中补选，如逃亡或犯罪，惩罚极重。每遇凶年饥岁，就大量招募破产农民，从而形成宋朝冗兵冗费的局面，而且往往收编盗贼为兵，在兵源缺乏时甚至罪犯也成为来源之一，军队的素质大为降低。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宋全军经商，承揽工程。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为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宋朝禁军集中在首都汴京。遇有战争即由皇帝临时委派一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但极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实际指挥作战的将领也临时委派，虽是职业军人却对统领的部队一无所知。战争结束，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处，士兵返回营区。造成统帅和将领不熟悉，将领和士兵也不熟悉。这样就不会发生陈桥兵变式的黄袍加身。宋军完全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不仅不能担当攻击任务，连守土有责，承受攻击的能力都丧失贻尽。
檀渊之盟那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长官王钦若{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长}，在澶渊城上巡视时，看到辽军铁骑从城下经过，竟被吓的屎尿不禁，拉了一裤子，如捣蒜般地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在这种猪狗不如的统帅率领下，部队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这种畏敌如虎、懦夫窝囊废的情景犹如瘟疫传播后世，明英宗时的“土木堡之变”、清军入关、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进北京犹如“靖康耻”的重演；直到抗日战争时东北、华北几十万国军在几千日军的哄赶下的表演，就像得了宋朝武备国策的嫡传，见了鬼子便拼命撒鸭子赛跑，只恨爹娘少给了两条腿。这方面张学良蒋介石倒是特别优秀。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的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灭南唐，夺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就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宋朝还发明了救生圈并用于军事。《宋稗类抄》所载：宋将韩忠武派王权到金山，同时命令他不准用船渡江，王权就发给每个士兵一个“浮环”渡过江去，完成任务。“浮环”就是现代救生圈的前身。
然而这些先进器械却不能阻止夏辽金元愚昧部落对宋军的攻击, 这些先进发明常常被夏辽金元利用来攻击宋军,对宋军造成极大杀伤,以致每战皆败,最后不战即溃,狼狈不堪。{如高梁河之战,好水川之战,汴京之战等等丧权辱国到极点的战役}中华古代战史上从没有如宋朝这样龌龊的战例。中国人的阳刚之气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在宋朝被赵匡胤的国策给阉割了。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冷兵器时代，谁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谁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它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世界史上文明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所消灭。齐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富裕，而是没有秦国野蛮。楚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有文化，而是没有秦国武力强盛。
其实这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最高层正确的战略决策，即庙堂之上的宏观运筹，和战争准备，战争意识，战争精神和后勤保障的高效运转。拿破仑同志说：“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永远是三比一。”世界著名战略专家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精神因素在所有军事活动中都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它往往能够决定战争和战斗的结局。在战争史上，精神因素是一个具有恒定性的因素，只是其程度有时稍有变化。而物质因素，则是经常变化着的，几乎在每次战争，每一军事情况中都各不相同。”西夏、辽、金和蒙元通过连续三百多年的吞并战争，实践了拿破仑同志和利德尔.哈特同志所阐述的军事真理——强烈的战争意识战争精神可以吞噬用强大的物质装备起来的敌人{宋}。
宋朝的立国精神、国家政权体系和它的武备政策已决定了它如太监般中看不中用的强大军事阵容。尽管它有世界一流的军火工业支撑部队的装备;它的将领更是经过很严厉的选拔,长期苦读《武韬七略》。但皇帝满脑子屈膝妥协的打算,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白搭。最终宋朝扮演了中国历史上窝囊卑劣到极点的角色，而且，这种卑劣的劣根犹如瘟疫有极强的传染性，把后世的皇帝们感染得一窝不如一窝。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赵匡胤的既定国策使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斗嘴的无聊生活。遇有国家危机全作筛糠状。全军经商又使宋兵很弱。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在赵匡胤抑制武人崇扬文彩的国策鼓励下，宋人天生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来则是骑马、掠夺、烧杀和战斗的。再加上后来的程朱理学的熏染，宋人，人性萎靡且大多柔善，蒙古人性大多凶恶贪婪的。宋军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精神亢奋在血雨腥风中杀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
发表于 2012-5-10 10:02:32
发表于 2012-5-12 19:5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