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杀灭民族生气的妇女政策：
摧残华夏整体体质的小脚国策与宋代病态的审美价值观，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畸形病态审美之中，此风蔓延千年之久。给中华带来无尽的悲哀------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发生质的转变。整个民族如阉割后的太监，血性丧失，斗志颓废，销骨魔魂之风糜漫中国。所以会有“西厢”、“红楼”、京剧的泛滥。
赵宋王朝，首开女人裹小脚的国策，大宋以三寸金莲为最高欣赏价值标准，无论皇帝和平民皆以玩弄女人的三寸金莲为能事。皇宫宴饮士大夫们常常以宫女们纤小如藕尖般的鞋为酒具，畸形的病态美使华夏一半以上的人口失去劳动、战斗的能力。宋以前驰骋战场的女英雄比比皆是，宋以后女性被禁锢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唆中。平时走动都极艰难，遇有战乱非但不能上阵杀敌，也不能做后勤支援前线，还要许多兵力来保卫她们。一遇战乱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为西夏、辽、前、后金、蒙元、满清、日本对华夏的攻掠战争，烧杀奸淫，为华夏的屡次灭国开启了方便之门。
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不同时代有所变化。从流传下来的古代仕女画中，一般可以看出，宋代以前，多丰满肥腴，色相圆足。宋代以后，多尚瘦削，虽有超逸之气，难免雕琢拘束。另外，南北审美也有所不同。南方气候炎热，苗条玲珑，骨感清爽，颇受青睐；北方气候寒冷，粉肥雪重，玉软香温，自然成为热门。
妇女缠足，一般说作俑于五代时。唐代以肥为美，若裹三寸金莲，脚腕软组织岂不成多事之地？宋代以法定的形式将女性缠足流行。崇尚瘦削，也与社会心理的变化有关。作为社会强势群体的文人仕宦，养尊处优，不再尚武，体质下降，对健康、丰满的女性，心有余而力不足；喜欢柔弱、纤巧的女子，{目前世人与宋朝的审美观惊人地相似}从而也改变了对女性的审美观和美容习惯。从皇宫到田野,从士大夫到街头轿夫,满世界充斥着病态的审美价值观念.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走入畸形.其琢削元气，毁坏两仪，影响人口素质，并使全国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口失去劳动和战斗能力,实在是中华民族的第一等大罪人。仅此一点,赵宋王朝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历史的罪魁。
小脚，又叫三寸金莲，俗称为裹小脚，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扎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封建陋俗。这种经过紧密缠裹导致筋骨畸形的小脚竟被宋人美化为“三寸金莲”而受到广泛赞美，乃至男人为之颤倒，女子为之痴迷。难以想象，如果中国女子没有缠足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妇好与武则天？再假如男人们都像《镜花缘》中的林之洋那样在女儿国遭强行裹脚，哪中国的历史又会怎样的一种状况？
宋人欣赏女人素有所谓“品头论足”一说，似乎对占身体百分之八十的女性躯体并不怎么重视。古人对女性“性感部位”的开发，无不是在惹人注目的地方用工夫，当然为的是招惹男人，女为悦已者容嘛。首先是发式之美，与现代女性“做头发”的目的同一情趣。汉代长安妇女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比起现在可“酷”多了。其次如“画眉”，苏东坡诗云：“成都画手开十眉，横烟却月争新奇。”汉代张敞有“画眉”之乐，其中妙趣，可惜后代女子已无法领略。至于历代女性最简单而久远不衰的化妆术，即是傅粉脂面了，这是乡下小姑娘不学就会的本事。而三陪小姐无不以“猛上油，多擦粉”为能事，尽人皆知；点唇之术，因为有引起性欲之嫌，又容易遭到道学先生的“表扬”，良家妇女不屑多为也。这些无不是古人在头上做的花样文章。可见，古代中国女人虽未必个个天生丽质，闭月羞花，倾国倾城，但为了达到貌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是不惜做出些牺牲的。
被幽默大师林语堂叹为“中国人感管想象力最精致的创作”的缠足是宋代以后的事情。随着缠足之风日盛，小脚一跃成为宋朝以来女性美的重要标志。“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明清时期，山西大同．河北胜芳等地以盛产美女著称，不过是因为该地女子小脚较美而已。过去还有“天下美女出扬州”一说，实际上与“苏州头”并称的“杨州脚”才是扬州美女的最大魅力所在。不过，中国人如此这般地迷恋小脚，而不是丰乳肥臀，在喜欢裹细腰的洋婆子想来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早在盛唐之世，人们对妇女的“弓鞋”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头部微翘的弓鞋最初为脂粉浓腻．体态丰满的盛唐宫女所创，给那些喜欢猎奇的男人以极大的感官剌激。“划步香阶，手提金覆鞋”，南唐统治者李煜更是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以代替袜子。南唐小朝廷虽然短命，却有二事领风气之先，一是大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开感人至深的一代词风；二是他的妃子窅娘始行缠足之法，开创了中国女性缠足之记录。北宋汴梁（今开封）闺阁中出现的缠足专用鞋，名曰“错到底”，并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从北宋词人苏东坡《菩萨蛮》咏足词所云“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判断，当时弓鞋尺度，绝对不会是“六寸肤圆”与“尺减四分”那样长大可观。进入南宋以后，缠足风尚开始兴盛，小脚已然成为首都临安（今杭州）时髦妇女的一种象征，而后影响全国的缠足之风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时称“杭州脚”。
建立元朝的蒙古人缠足之风远胜于南宋，最明显的是在元代的杂剧散曲中，描写人物，无不及足，且动辄以纤小著称，“三寸金莲”之称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进入明代，妇女缠足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缠足甚至成为社会地位、贵贱等级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时髦，坊院中不少妓女无不以小足金莲作为媚男的本钱，而小脚女人亦成为当时城市女性竞相模仿的对象。有时真想不明白，过去小脚女人走起路来已然是摇摇晃晃，弱不禁风了，还要嫌自己的一双小脚不够小，你一定会认为她这是“有病”。然而现在，我们不是一样看到身边的一些女孩子明明已是标准身材了，还要天天嚷着喊肥健身，这与宋代迷恋小脚的女人是不是同一种心理呢？
清代，妇女缠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在山西、河北、京津、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最为流行。其中又尤以山西小脚为最，并有“从来小脚说山西”之誉。山西小脚又以大同为第一。清朝统治者本来反对汉族女子缠足，康熙年间曾经诏禁之，违者拿其父母家长问罪。当时有某大员以“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上疏，结果传为全国笑谈，可见缠足“魅力”之强大。最后闹得康熙皇帝在禁止缠足的禁令仅颁布了几年便自动撤销。不惟如此，旗人女子也开始东施效颦，直到乾隆皇帝屡次下旨严禁，才刹了些旗女缠足的风气。格格们无可奈何，只得穿上底部类似金莲形状的木屐充充门面。眼见皇帝老儿拿汉人的缠足没办法，小脚狂们自是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于是缠足之风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女子的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
缠足之所以能够广泛兴盛而且历时弥久、蔓延极广，无疑是宋代以后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对女性禁锢的直接后果。小脚女人不仅迎合了封建统治者与士大夫视女性为玩物的低级趣味，满足了封建时代性变态男子所谓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的病态性意识与奇特审美观，而且还成为封建时代禁锢女人走向社会的一种压迫手段。宋代朱熹就曾热衷于在福建南部等地推广缠足，作为贯彻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的“治女”策略。一经缠足，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灯录》所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再如老北京“妈妈例”教育“丫头片子”唠叨的“不烂不小，越烂越好”之语，简直是不讲人道的混账话，为了悦已、媚男，其间无数女人的痛楚——“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又有谁还记得呢？
缠足时代，社会上形成崇拜的小脚、以病为美之风，柳腰纤步、娇柔可怜、弱不禁风、举步维艰的小脚女人独步“脚坛”。无耻的肉麻文人更是绞尽脑汁、费劲心机，大唱小脚之赞美歌，把一双小脚吹得天花乱坠，甚至制定出“瘦”、“小”、“尖”、“弯”、“香”、“软”、“正”等七条小脚标准。清代文人李笠翁曾说小脚最大的功用是叫人（男人）昼间“怜惜”、夜间“抚摩”。宋以来，当男女缠绵之际，女人的小脚不仅能够激发男人的性俗，有些女子为了引诱自己爱慕的男子，总是大肆卖弄莲钩三寸。“有时故意一缩，有时故意流露，有时故意整一整，有时故意蹴一蹴”，这样的卖弄，在旧时莲迷们看来，比之暗送秋波．眉目传情还要“刺激”。男女调情，也往往从小脚开始。现在很难想象，纤纤小脚竟然成为小脚时代男人们最热衷的女性隐秘“性感区域”之一，以至于明代的春宫画中女子已是赤身裸体，只有小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不肯脱去——小脚俨然已成了古代缠足女子的第三性征。在那个连穿着绣花鞋的脚都性感的奇怪时代里，“醉闹葡萄架”中的潘金莲不仅脱得精光，而且任由西门大官人把红绣鞋也脱掉胡闹，难怪张竹坡要怒斥《金瓶梅词话》为“妖淫”了。这些古老奇怪的小脚风俗，是现在某些喜欢在网上找小帅哥们聊天的小姐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NO！简直是——不可思议！
缠足之风最初盛行于权贵豪富．诗礼之家，像山西小脚女人那样满炕乱爬的“抱小姐”，最初只能在大富之家才能生存。但可悲的是，由于趋势、攀龙附凤的从众心理，一般平民百姓也盲目地效仿，使得缠足陋俗愈演愈烈，形成了天下同风的小脚局面。小脚女子不惟成了男子的择偶标准，“娶妻要娶小脚妻”成为社会普遍的风尚，即便是家徒四壁的卖油郎武大哥也以能娶小脚女人过门为赏心乐事。订婚之时，三寸金莲缠裹得如何必定是男方家属急于得知、多方打听的闺阁秘密之一。为了给自己的姑娘找个好婆家，以便取悦官人、光耀门庭，做母亲的在闺女很小的时候,就将女儿除大脚趾之外的四个脚趾折断，窝在脚心下，然后用布缠起来。在小脚盛行的“重灾区”，大脚女人往往遭人耻笑，甚至难以出嫁。那时，如果别人骂你一句“好大脚”，那可比骂娘还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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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缠足时代，有些乡下女人“不幸”成了漏网之鱼，长了一双天足“解放脚”。这些人最怕出名，否则人人注目脚下，害得老太太岂不难堪！小和尚朱元璋为了维护皇后马大脚,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脑袋。有一次西太后要召见合肥李鸿章的妈妈“大脚夫人”，满朝文武都去迎接。李鸿章怕老太太露出大脚出丑，气得老太太勃然大怒，大骂“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一气宣布不下轿了。李大脚的壮举一时使全国大脚女人扬眉吐气。从此，再没人敢笑话人家老太太的大脚——谁知道哪家门再出个朱皇帝或者李相国呢？
缠足陋习，作为中国女性病态美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49年建国时期方始告终。而近代以来的天足运动轰轰烈烈，卓见成效，如今随着那些小脚老太太的仙逝，小脚也彻底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至于对妇德的严格要求，则是从南宋开始。道学先生一边妻妾成群一边嚷嚷“处女贞操”和“从一而终”，与其说是为了风化，不如说是怕碰上个有经验的验出自己床上功夫不过如此，从此再也神气不起来。北宋时期，名臣范仲淹（她母亲就改过嫁）设义庄，对改嫁的同族女子，仍予以资助。著名词人李清照，据说曾经改嫁，虽然文史界还有争议，但这种潜力她还是有的，在北宋也不足为奇。美妾换马，“行云易追风”，被当作千古佳话，乐府曲牌。南宋以后，强烈的民族危机，要求士大夫讲气节，必然连带要求妇女讲贞节，于是妇道苦矣！荒诞到灭绝人性的程度。像《红楼梦》，竟然要求一个被主人玩弄了的丫鬟守节，对她的嫁人谥之为“破席子”，律之以孽臣孤子，“桃红又是一年春”，百般嘲笑诬骂。真是以戕贼为仁义。这和儒家“外无旷夫，内无怨女”的社会理想，相去也太远了。
七、畏敌如虎：铸入骨髓的恐惧心理和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
赵匡胤以“皇袍加身”，这种“见不得人”而得天下的方式，和“文武分途”这种以己度人的猜忌心理和策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将帅失和，争功诿过，如潘美对杨业，张俊对岳飞；侥幸轻进，报喜不报忧，如童贯之流；国难当头，投敌反戈，如郭药师、吕文焕、张洪范之流。
赵匡胤的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军事机制，决定了宋统治的重心是对内而非对外。在战略上畏敌如虎，迷信“不战而胜”，花银子买和平；在外交上铸入骨髓的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必然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所以宋朝始终采取绥靖主义，媚颜事仇，以图在奴役和镇压人民反抗中苟延其统治。
一、绥靖主义：在与辽的关系上，开了“岁币”、“岁绢”的恶例。公元1004年，辽军在辽圣宗亲自带领下，对无统一指挥的宋军各个击破，兵临宋都门户澶州(今濮阳)。虽然辽军长途奔袭，且在宋军民英勇抗击之下，连伤大将，衰势已成，但宋真宗还是与辽订立了虽胜犹败的“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谓之“岁币”；绢20万匹，谓之“岁绢”；1042年，辽又趁宋、夏关系紧张之机，迫使宋每年增岁币岁绢各10万。不能否认，在宋的岁币岁绢贿赂之下，(当然也有宋将在边界冲突中的委曲求全)，宋、辽虽对峙百年，但并无大冲突。但 是，宋辽的“澶渊之盟”却为以后的宋夏、宋金、宋元关系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处于半开化状态的周边少数民族，既慕中原江南之富饶，又欺宋的软弱无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胜则裂土，小胜索岁币。把宋当作一株摇钱树，财欲一生便要摇撼；又把宋看成俎上之肉，食欲一来，便要脔割之。
在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最富戏剧色彩的要算宋、夏关系了。宋辽关系是“兄弟”，宋夏关系却是“君臣”，原因是夏王李元昊在宋主战派范仲淹的打击之下，无力攻宋，宋便“封”元昊做了“夏国王”，而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在国与国关系中，宗主国在政治上是权力之源，在经济上应是得利的一方，藩国应向宗主国贡献方物，缴纳赋税，而在宋夏关系中，这种位置却颠倒过来，其中滋味，怎一个“赐”字了得。
在与金的关系上，宋的邦交地位向深渊滑了关键性的一步，宋的军事措置能力，应急准备能力过于低下，虽有孤忠死士，但由于城池间联络少，敌情紧急，互相坐视不援，金人便各个击破，直抵宋的京城。究其原因，就是宋的弱枝强干政策造成的恶果(单从军事角度上讲)。京城破，徽、钦二宋及宗室大臣一万四千人被金人掳走，北宋灭。可耻的是，在金人志在亡宋之时，宋人还在倾国资寇，集中金银等贵重物品送给金人，幻想金的“良心发现”。可金人还是把北宋灭掉了。代之而建立的南宋与北宋比起来，真是一窝不如一窝。
赵构先是在金人的追击下狼奔猪突，全然不顾他皇父皇兄和中原臣民的死活，泛舟海上，躲避追杀。一个在皇子中最强健勇武的皇子竟被吓的成了阳痿不举。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南宋开始，高宗还口头上讲“恢复”，“迎驾”(迎徽、钦二帝)，朔望日望北方，减膳，号哭，{根据史料记载赵构为世上最擅演戏的}大有卧薪尝胆之气象，但不幸的是赵构的性格比其祖宗的还软，心胸比其祖宗的还小，气节比其祖宗还低下。偏安江南，居半壁河山心已足矣；怕金人生气，以“莫须有”罪名杀抗战主将岳飞，贬谪张浚；先奉金主为叔，后奉为伯，最后竞向金称“臣”，当然，岁币岁绢是少不了的，割地更是在所难免。宋自建国就一直计划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美梦早已灰飞烟灭。不仅如此，历代封建王朝建国的根本—黄河流域也尽失于金人之手，这时的宋，在实质上已不过一割据政权而已。它是汉族政权第一个对少数民族称臣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却又极其华丽、病态的汉族地主政权，它的衰落，标志着封建专制的盛极而衰，同时也反映出被赵宋王朝阉割的汉原生文明的没落，后虽有元明清的更迭，但理教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已是巨大障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陷入这种“衣冠文化”，谁就势必走向挫折，谁就势必由“气吞万里”到“穷途末路”。
至于宋与蒙元的关系，在作为缓冲的金被灭之后，就更不足道了。岁币与屈膝求和终也免不了灭顶之实。1276年，元灭南宋，这个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的封建王朝寿终正寝。假使宋能像唐那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敢于将大权交予军镇，使他们敢于统一措置，临敌有为，宋是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的。当然，防内为主的政策必然导致没出息的绥靖主义，唐能统驭四夷，而宋为夷所制，这确是气度不同导致的不同结果。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宋统治者的又一传统，赵宋及后来的王朝皆沉浸在“不战而胜”的美梦中。自“陈桥兵变”始，宋帝王就是机会主义者了。不同的是，宋太祖的运气比较好，欺负了孤儿寡母，登上了大位，成为一个“成功”的机会主义者，但他子孙们的运气就远不如他的好。因机会主义而亡国者，北宋一个，南宋一个。这是否是对“陈桥兵变”的“一报还一报”？
北宋最大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赵匡胤接下来依次是宋徽宗{和宋高宗}，这个奢侈贪婪的低能君王，在邦交关系问题上，是个少有的糊涂虫。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金崛起于宋的宿敌—辽之内部。这时的辽已基本封建化，其统治者已腐败化，其政治已昏暗不堪。金之崛起，对宋来说是一个福音，它可以在辽的内部削弱辽的实力，给宋一个“恢复”的机会，而北宋的统治者过于信赖力量雄劲的金，又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本来，宋可以坐山观虎斗，待其两伤，收渔翁之利；也可以趁辽之危急，向辽提出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求。这在辽来说，是不得不吞下的苦果——辽想扑灭金的反抗已是捉襟见肘，还有余力两线作战吗?
遗憾的是，宋统治者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宋对辽的仇恨太深了——但感情实在应服从于理智。一一二0年宋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议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在长城外)，宋出兵攻燕京(今北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回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这仍是个不平等的盟约，除了收回幽云诸州(尚是个未知数)外，这个盟约仍是可耻的，它的实质不过是：宋将给辽的好处给了金。这对宋治内的人民来说，也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人民的额外负担并没减轻。
这时的宋面临着大好的机会，疲于应付的辽统治者，分为两股势力，一是西逃的辽天祚帝（在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一带），实力已不足道；二是僭位自立的辽皇族秦晋王耶律淳(后为天祚帝次子秦王耶律定代)在燕京，军事力量强，又守卫国之根本，且有山川之险，可以与金作一对抗，故淳虽僭位，实已为正统。耶律淳死后，为了联宋抗金，掌握实权的耶律淳的妃子萧氏不仅向宋表示愿无偿放弃幽云十六州，奉还予宋；不再求岁币岁绢，且派人奉表向宋称臣。这在宋朝来说，可谓风光之至了。河朔人民，自石晋以来，所翘首企盼的不正是这些吗?宋的祖宗所梦想而又实现不了的不就是这些吗?
遗憾的是，宋朝主昏臣奸，在金已显露虎狼之性后，仍一意孤行地联金攻辽。对此，辽使(韩昉)向宋攻辽的主将童贯、蔡攸(蔡京之子)指出：“女真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宋的有识之士也是反对宋联金攻辽的，大臣种师道，赵隆，郑居中，安尧臣，曾极力反对，安尧臣上书徽宗说：“宦寺(童贯之流)专命，倡命北伐，…….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
无论何时，强者为邻都不是一件好事，而宋却利令智昏，驱一疲狼，又引一恶虎，自取灭亡。此时的宋已是腐败不堪，燕云之城，无一能克，最后，还是金将其十数城攻下，抢掠一空，将空空如也的战后废墟留给了宋，也正是看到了宋的腐败无能，金灭辽之后，军不旋踵，直入宋境，意在灭宋。宋虽有良将，但不能为宋朝廷所用；宋有忠臣，但不能得逞其志，苟延年余，金又来攻，北宋亡。
宋因机会主义第二次亡国，是宋联合蒙古灭金之举。这次南宋表现得比北宋更为愚蠢。此时的南宋，已是分崩离析，中原及淮河流域尽丧，陕西亦失。宋的疆域，仅留江南半壁，与三国时的蜀、吴相加差不多了，其政治更加腐败，其君臣更为昏暗。除孝宗之外，南宋的皇帝均为昏君。君昏臣佞，宋的四大奸相，南宋有其三。排斥忠直，贪黩不德，民生凋蔽。宋的统治者却不管这些，君臣之间忙的是上尊号，封“功”臣。最可笑的是，这些汉民族的不肖子孙，在君臣互相吹捧之时，竞将汉武唐宗贬得无甚是处，好象尧道舜德尽在这几个“赵氏孤儿”身上一般。什么“雪耻”、什么“恢复”，早已被抛诸脑后，偶尔侈谈，也是声高气促，口头上说说给自己壮壮胆罢了。然而历史似乎又给赵氏子孙开了个大玩笑。历史在北宋之后百余年划了个大的圆圈儿，把机会又一次给了南宋。崛起于金境内的蒙古，像当年金反辽那样，迅速地打败了金，金的势力渐被赶出长城以北，迁都到北宋的都城汴梁。此时宋起居舍人真德秀，请趁机罢其岁币，且攻金自强。此计可谓有志，但宋须有自知之明，以宋的经济实力，养兵尚不能足饷，又如何振力灭金?此时的正确做法莫如助金拒蒙，给自己留一道屏障，然后再行远图。宋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上书丞相说：“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我之世仇也，今吾之蔽(屏障)也。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乔氏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今之主要矛盾，已由宋金矛盾转化为宋金对蒙古的矛盾，今之资助金人，是在金落魄之际，是救人自救性质，与“岁币”性质不同。这一次，宋朝廷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给了金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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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0 10:05:47
发表于 2012-5-10 12:0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