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箕山” 颂“许由”（三）

嵩山书画

　四

　　历代名人墨客、地方官员为赞美箕山颍水、颂扬许由高洁精神，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丰富了行唐一方的历史文化，摘撷阅览：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皇帝乾隆巡幸五台山，驻跸行唐，御揽箕山，作《咏箕山》四首(《清·同治·行唐县志》)。

　　(一)

　　兰衢翘首望云端，小隐兴予论古遥。

　　一任弃瓢还洗耳，巍巍荡荡总归尧。

　　(二)

　　苍烟淡蔼古溪头，父老犹然说饮牛。

　　自是耦耕有沮溺，那无长往让巢由。

　　(三)

　　桑田沧海几回更，此地千秋识遯亨。

　　避世不缘逢叔世，伯夷难擅圣之清。

　　(四)

　　行唐迤俪度箕山，问答碑前夕照殷。

　　巢许有知应抱恨，孤踪何自噪人间。

　　三国时期，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植，曾作《许由巢父樊仲父赞》，诗曰：

　　尧禅许由，巢父是耻。

　　秽其溷听，临河洗耳。

　　池主是让，以水为浊。

　　嗟此三上，清足厉俗。

　　西晋“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工诗文，善鼓瑟，曾作《许由赞》曰：

　　许由养神，

　　宅于箕阿。

　　德贞体全，

　　择日登遐。

　　元代诗人董蒙亨作诗《箕山》云：

　　寂寂箕山春复秋，更无人到此溪头；

　　弃瓢岩畔中宵月，千古空闻属许由。

　　宋朝仁宗年间，官至参知政事的文学家欧阳修，文章著名，赋诗《箕山》曰：

　　朝下黄芦坂，夕望箕山云。

　　缅怀巢上客，想彼岩中人。

　　弱岁慕高节，壮年撄世纷。

　　漱流羡颍水，振衣嗟洛尘。

　　空祠乱惊鸟，山木含余曛。

　　聊兹谢芝桂，归月及新春。

　　清代诗人何琛吟“箕山”云(清·乾隆《行唐新志·艺文志》)：

　　闲陟箕山落木萧，谁当击壤乐逍遥？

　　百年沧海经近古，千载王侯一木樵。

　　境绝凡尘犹两耳，淡忘天下尚多瓢。

　　白云冢上衰秋草，还是风高处处骄。

　　历代咏“箕山”、吟“颍水”、赞“许由”的诗词歌赋，可谓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李白、欧阳修等一些文学大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笔者称之为“箕山文化”。

　　“箕山文化”的形成，其核心是许由。那么，这一文化现象为何在行唐一带有着如此浓厚的氛围，并得以发扬光大、永世传承呢？这要归功于清代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据地方志载，二位“盛世皇帝”有四次路经行唐县境巡游五台。乾隆二十六年的咏“箕山”诗词，为“箕山文化”的发扬光大、以致于传承后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便是当今行唐人为什么要每每提及箕山颖水，将许由作为一方荣光的重要原因。

“箕山文化”已经成为行唐县一项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好在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挖掘整理出民间故事《唐尧访贤》和《行唐古人古迹歌》(刊载于《行唐民间故事集》)，近年出版的《枣乡漫话》中“箕山遗址”、“许由植枣”、“黄花姑”等记述，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文化内容。县民协主席封国生同志撰写的《夕照箕山风萧萧》、王勇同志撰写的《箕山枣魂》、以及胡业文同志撰写的《箕山寻隐者记》等作品，均以新的视角进行了探讨，皆是见解独特的好文章。此外，县文化馆长王民义同志三上箕山，创作绘制了具有时代色彩的《箕山颖水图》；颍南村杨银斗先生四方募捐、慷慨解囊，在箕山之根、洗耳溪边的女英祠旧址上重建了女英庙，使女英这一美好形象在民间得以世代崇拜和敬仰。
　　最近，笔者与王勇同志合作编创的神话电视剧《中秋红》，正是以电视文学剧本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传说中行唐枣乡许由和女英两位令人敬慕的先贤形象，为“箕山文化”泼抹了一笔浓重的色彩。

　　许由为什么会隐居在行唐箕山？千百年来，为什么有这么多文人墨客、帝王将相为其歌功颂德，其精神为什么会如同箕山颍水，历经沧桑、千年不息？这也正是笔者文中交代的重要一笔。

　　五

　　许由生于何处，是否由南(河南许昌一带)迁北，具体隐居之地在哪里？这些并不重要，其人其事因来自于“传说时代”，无证可考。

　　但需说明的是，行唐县旧志多处明确把许由列为“侨寓篇”。就此而言，许由应是为躲避黄河溢漫带来的洪荒，千里迢迢带领部落人北上的。他很可能是慕名而来，投奔冀地唐尧的。因为他知道尧治理的唐地，洪水被治、土地肥沃、适宜生存。他为何又选在了行唐西部丘陵地带，因为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水、缓丘厚土(箕山周围部分地方至今土层逾丈)适宜种植。另其因，这里满山遍岭生长枣树。枣果既能鲜食，又能干食。容易储存，欠年五谷不收，可以枣果充饥。《战国策》中记述：“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食足食于民”。枣果是这一地区固有的天然植物、传统特产，看来许由定居此地也是经过了一番“考察”的，这里毕竟有着生存的基础。

　　什么是许由精神？他的隐居不仕为什么会与山常在，似水长流，世代相传，光同日月？对此，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王勇同志在《从“许由巢父”故事铜镜谈起》一文中，提到过一些学者对“尧舜禅让”“畏劳”的说法，认为：“尧舜禅让”没有那么严肃和神圣，只不过是本人不想承担这份辛苦的职务罢了。有人据此观点，认为许由是因“害怕吃苦、消极厌世，故退避山林、隐居不出”。先不说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上古尧舜时期，的确吃住都很简陋，生活及其贫困，即使尧舜这些管理层的人也是吃粗粮、咽野菜、住茅屋。不仅如此，他们既要处理事务，还要与民众一起扶耒种地，参加劳动，比常人更加辛苦。没有谁愿意来干这种毫无优越感，且操心费力的事情。因此，才出现了尧的哥哥挚禅位于弟尧，尧欲禅位于许由，许由不受，尧又禅位于舜，舜又禅位于禹。到了禹的儿子启继承王位，建立夏国，贪图起奴隶主生活。至高无上的权利、奢侈豪华的生活，使得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出现了子承父位的家族式封建王朝，一直到上世纪初才结束这一统治模式。

　　也有人认为，许由自持清高或自渐形愧而退避。其说法是：许由北迁唐地前，也曾为一地首领受人爱戴，只是洪水作怪，将其毫不情愿地赶到这里安身立足，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寄人篱下，要吃要喝要地种。自渐形愧，无颜面对唐地首领。初来乍到，更不愿意低头哈腰去乞求谋职，只有悄悄隅居一处，屈居下来，落个一身清闲。

　　除此两种说法，世人普遍认为：许由隐居不仕，虽有自恃清高的一面，但其主要的方面是：自知之明，胸怀宽阔，诚实谦让，不贪官位，惟才是举，不为名利，德行高尚，天下为公。这便是其几千年来始终受到天下人敬仰的原因之所在。

　　有些学者把尧舜时代称其为“尧天舜日”，喻政治清明，人与人之间只存谦和礼让之心，而无尔虞我诈之意。尧、舜、禹三代帝王皆以许由为师，这在《庄子》、《吕氏春秋》、《帝王世纪》中均有记载。从唐尧拜访许由时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尧诚心实意将天下让给许由来治理，他比许由是日月之光和及时雨，而把自己比作微光和泽水。而许由则把自己比作鹪鹩和偃鼠，认为自己不是怕辛劳、图清名，而是深感自己治理天下，确实比不上舜的才干，害怕的是登上了帝位，贻害了天下百姓。于是，推荐了胜过自己才能的舜，坚决拒绝了尧的请求，隐身而去。后“许由殁，葬箕山之巅”尧封其曰“箕山公神”，以配祀五岳，世世奉祀。

　　许由不受尧的禅让隐居箕山而闻名于世，高风亮节，流传千古，其人其事受到历代人的推崇。此后出世隐居者言必许由，许由称为隐居不仕的代名词。

　　高洁之士远去，箕山颍水仍在。抚今追昔，难道不值得现代“公仆”们，登山怀古、颍水洗耳，而感慨一番么？

　　六

　　“箕山颖水”是先贤许由留给我们行唐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从这种历史文化传承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很赞同封国生同志在他《夕照箕山风萧萧》文中的一段话：“许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遗传形式，在现代人的潜意识里传承着一种远古的密码，来自这种基因的，也许是行唐人那种甘于淡泊、不慕时尚的习性；也许是行唐人那种安于清贫、不尚繁华的习性；也许是行唐人那种乐于谦让、不求回馈的习性；也许是隐士心态中那种消极避世、不求进取，甚至有些对社会不大负责任的遗风，是行唐人思维深处的一种基因。”

不是吗？箕山仍矗立在我们面前，颍水就淌在我们脚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箕山周围“满目疮痍”(私挖滥采所致)，颍水河源干涸断流(采沙截流所致)；植被破坏、山体裸露，没有一棵参天树木；祠庙阁楼，坍塌无存，只留下了一堆残垣瓦砾；昔日胜景化成缕缕云烟，也已消散的无影无迹。笔者曾考证，昔日的箕山，有如诗人所云：

　　       箕山幽似峻，颍水清而姝

　　鳞鳞映白云，潇潇滋翠竹。

　　箕山与颍水，千古照于今；

　　深林集幽鸟，西风洗烦襟。

　　……

　　曾几何时？随着箕山周遍环境的日益破坏，诗人笔下的箕山颍水我们已无缘面见了。这里虽有着自然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憾缺，但更多的是人为的肆意毁坏……这难道不正是行唐人骨子里那种以隐士消极心理遗传来的基因吗？什么时候，由谁们才能负起这种社会的责任？

　　近年，自发而起的行唐县产业文化协会，聚集了一批箕山“隐士”。他们似乎感到了“箕山文化”的博大精深，似乎觉悟到了“箕山文化”对一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于是，他们实地考察，深入挖掘，走访民间，大声呼吁：社会各界的学者专家、贤达名人，四十万热爱家乡的父老乡亲，请献上爱心、伸出双手，为了“箕山绿、颍水清、许由(精神)活”，再造一个游历胜景吧！我们的子孙后代需要他的前辈留下不仅仅是物质遗产，更重要的是精神财富

想念你的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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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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