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最欣赏的作家贾大山短篇小说《取经》

大话嵩山

文 贾大山

在举国欢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日子里，县委要在李庄村北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现场大会。数千名农村干部，早早赶到披红结彩的会场上，一个个舒眉展眼，喜气洋洋，就好像才解放、庆翻身那年头儿一样。他们把自行车一放，有的站在路口，观看李庄的老头们撒欢儿似的敲架鼓；有的聚在滹沱河大堤上，互相交谈村里的情况；有的挤在花花绿绿的大批判漫画专栏前面，嘻嘻哈哈地指点着嘲笑着那四个龇牙咧嘴的怪物……

王清智到底是个有心人。他不光是欢乐，更主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李庄的工程上。他倒剪双手，漫地里兜着圈子，望着那一排排新搭的大窝棚，自言自语地说：“喝！李黑牛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喝！李黑牛这家伙真有两下子！”

我跟在他的身旁，不由笑着问：“老王，你说什么？”

他站住了，两道浅淡的眉毛向上一挑，演讲似的说：“我说人家李黑牛真有两下子！一、开工的时机抓得好，有它特殊的意义。二、开工的声势造得大，有它典型的意义。三、三是什么呀？这里的沙岗，平啦；这里的沙壕，垫啦；在这又打高粱、又收豆子、平平整整、镜面儿似的河滩地里，谁知人家又有了什么鲜招儿？莫非……”

说着，两手一背，又迈开那两条有力的长腿……

半月前，我随县委工作组一到王庄，就发现了老王这个特点：嘴快腿快，脑子灵活，说话有条有理有声有色。也许是解放初期当过一段民校校长的缘故吧，笔杆儿也很利落。我总觉得他在我所结识的农村支部书记当中，算得上最有水平的一个。可是，王庄既然有这么一个领导人，为什么在农业学大寨的行列中总是跟在李庄的后面跑呢？李黑牛是怎样的一个人？老王那话，在这又打高粱、又收豆子、平平整整、镜面儿似的河滩地里，他们到底又有了什么鲜招儿呢？

大会开始好半天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现在，请李庄大队支部书记李黑牛同志介绍经验！”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李黑牛站起来了，我踮起脚尖一看，他有五十多岁年纪，小矬个，瘦巴脸，身穿粗布小棉袄，头扎一条旧毛巾，是个土眉土眼的庄稼人。只见他手提一把明晃晃的大镐，笑眯眯地朝人群里走去。人们莫名其妙地向后闪开，好像看变戏法儿似的，围了个大圈儿。他照手心吐了口唾沫，把手一搓，抡圆大镐，呼哧呼哧刨了个大坑，然后捧起一捧沙子，高高举过头顶，让沙子从手缝里慢慢流着，厚嘴一张，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伙看见了吧，这就是俺村的差距。这九百亩河滩地，表面挺平整，肥土层太薄，底下尽沙子，好比筛子眼儿，又漏水、又漏肥，种嘛长嘛，嘛也长不好。这怎能叫大寨田呀？去年，俺们从……从兄弟大队学来一手：开膛破肚，掏沙换土，重新治理它。当时俺们打了个谱儿，一年治它三百亩，两年治它六百亩，苦干三年，叫它变成旱能浇、涝能排、又蓄水、又保肥、高产稳产的大寨田。去年治了三百亩啦，今年怎么着？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思想大解放，生产打胜仗。三百亩太少啦，李庄人们说，大干一冬，全部完工。要用实际行动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打‘四人帮’一个响亮的耳光子！完啦！”

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笑声。我使劲拍着巴掌，扭头一看，咦，老王呢？四下找寻，只见他呆呆地蹲在人群的最后面，脸上红一块儿、白一块儿的。什么原因呢？

中午休息的时刻，县食品公司的大卡车送来熟食。我和老王买了几个麻花儿，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一面吃，一面问起他刚才离开会场的缘由。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愣了半晌，突然说：“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李黑牛介绍的，本是咱王庄创造的经验哪！”

“什么？”我惊奇地睁大眼睛。

老王叹了一口气，吃着麻花儿，慢慢叙说起来：

“咱村村北，也有一片河滩地。表面挺平整，肥土层太薄，底下尽沙子，庄稼长不好。去年十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散，县委立刻召开了四千人大会。你记得吧，在那次会上，县委书记批判了‘潜力挖尽，生产到顶’的错误思想。当时我想，咱县地处大平原，又是先进县，这种思想有代表性儿，非破不可。如果抓住这个题目，好好做做文章，肯定会引起县委的重视，那是毫无疑问的！凑巧，我一回村，咱们的老贫协和几个老农琢磨出个开膛破肚、掏沙换土、重新治理河滩地的方案。我一听，可乐啦，一拍脑瓜儿，立刻想了个口号：‘挖地三尺找差距，建设高标准大寨田！’

“李黑牛耳朵长。我们开工没几天，他就来到工地上，悄悄地转了一上午，收工时，我才发现他。一见面他就笑眯眯地说：‘老王，你的招数就是比俺多，今儿个可开了俺的心窍啦，有工夫俺得好好请你喝一壶！’回去以后，他们才照葫芦画瓢地打响了重新治理河滩地的战斗。他刚才介绍的，不就是这一套？”

“后来呢？”我插问道。

“唉，别提啦！”老王又叹了一口气，“头年里，我到县里参加一个座谈会。报社的小于同志听说了，找到招待所里，要我写一篇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稿子。我闭目一想，立刻总结出唯生产力论的十大表现八大危害。稿子写成了，小于说太空洞，要我联系一些实际，增添一些内容。联系什么呢？小于开导说：‘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什么？在这当口，你们把大批劳力拉到河滩里去，这叫什么？现身说法对读者的教育更大呀！’我一听，不由吸了一口冷气：天哪！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成了唯生产力论啦？拉倒吧，不写啦，咱不能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可是我又一想，一、一级是一级的水平。看看报纸，一个理儿；听听广播，一个音儿。自己不理解，说明自己水平低。二、这两年，王庄的各项工作起色不小，开始有了一点名气，在这么大的政治运动中，怎能不显山、不显水呢？三、小于同志亲自找上门来，说明咱在人家的脑子里挂着号儿哩，如果不写……写吧，不写不好，叫人家说癞狗扶不上墙去。可是，笔尖一扭，那不是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唉，算啦算啦，羊随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流儿不挨罚……”

“你到底写了没有？”我急切地问。

老王忽地跳了起来，右拳击着左掌，呱唧呱唧山响，急眉急眼地说：“不写，不写王庄的工程就自消自灭啦？不写，不写今天的大会得到咱王庄开去，不是吹哩！”

老王脸红的原因引起我的深思。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你想过没有，你那篇稿子发表以后，当时会在李庄引起什么反响呢？”

“一、……”老王眨巴眨巴眼睛，“咱们顺便了解一下吧！”

张国河的介绍

散会以后，我和老王来到农田基本建设指挥棚里。李黑牛忙去了，只见一个胖壮大汉正和几个女孩子收拾桌凳。老王向我做了介绍，那大汉名叫张国河，是李庄大队的支部委员。

看来，他俩是老熟人了。老王提出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张国河一屁股坐在稻草地铺上，毫不客气地说：“还问哩，去年你小子那篇稿儿一登报，俺村差点儿也乱了套！一天大早，大队门口糊了一片没落款儿的大字报，好听的劝黑牛悬崖勒马，难听的骂黑牛是这个那个的孝子贤孙。支委们的思想也不一致。有的说：‘他写他的，咱干咱的！’有的说：‘咱这一手是从王庄学来的，人家都在报上做检查啦！’也有的说：‘他批咱也批，他登小报，咱还争取登大报哩！’争到半夜，黑牛站起来了，俺们都想听听他的意见。谁知他把胳膊一伸，厚嘴一张，对着房顶打了个哈欠，慢慢憨憨地说：‘干的有干的根据，散的有散的理由。干也罢，散也罢，眼下到了年根儿啦，社员们谁家不做点年菜磨点豆腐？闪过年儿再说吧！’”

听到这里，老王忍不住捂着嘴笑了。

“你笑什么？”张国河不满地瞪了老王一眼，“别看黑牛性子慢憨，心里自有主意。他常说：‘咱招数少，有事得请教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咱嘴拙，有事得调动全村千张嘴。’他叫社员们做年菜磨豆腐，他可没那心花儿。大年三十黑夜，俺一家子正在炕头上包饺子，他来了，把我拉到没烟火的西屋里，问我怎么办。我早憋了一肚子气，一拍桌子，没好听话：‘光听蝼蛄叫就别种地啦，光听蛤蟆叫就别过河啦，咱干咱的，揪不了脑袋！’黑牛说：‘谁是蝼蛄，谁是蛤蟆呢？如果人家说，你就是蝼蛄，你就是蛤蟆，怎么着？’‘我……’‘你得拿出根据来！’我说：‘拿什么根据呀？咱是庄稼人，养种好地，多打粮食，多给国家拿贡献，这是咱的本分！哼，尽他娘的王清智搅闹的！’当时，黑牛脸如铁，眼似锥，嗓门不大，句句话有斤秤：‘国河！你别光咋唬。王清智写了那么一篇稿儿，报上就那么一登，那是闹着玩儿的？如今的事你还没有看透？小报看大报，大报听谁的？’我把脖子一拧：‘它愿意听谁的听谁的！’‘反正，咱该听谁的听谁的！’黑牛说着，从怀里拿出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指给我一条语录看：‘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我眼前一亮，说：‘咱们马上开个支委会吧！’‘不忙。’黑牛又从怀里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列宁的《伟大的创举》，一本是毛主席的《实践论》，放在我脸前。我说：‘这里面也有根据？’黑牛说：‘有！’我说：‘在哪儿呀？’黑牛把脸一沉，说：‘过年吃好的，我还喂喂你不？’嘿嘿，他的意思我明白！”

谈到这里，张国河喝了一碗水，看看老王说：“当然啦，找几条语录，要是搁在你身上，那不成问题。你肚里有墨水儿，脑瓜儿又活，看个文件什么的，只要拿眼把题目一扫，里面的内容便能猜个大概。黑牛可没你那本事！他十三上放羊，十五上打铁，十九上就在民兵游击组里扛枪杆，斗大的字认不了一升。他看一本书，比锄十亩地还费劲呀！”

“你们的支委会开了没有？”我问。

张国河想了想，说：“当时黑牛还是说不忙。正月里，他又花了几天工夫，专门找人聊天。至于谈了一些什么，你们最好是回村打听打听三队的饲养员赵满喜去，办社的时候他就是黑牛的一个膀臂。”

赵满喜的介绍

赵满喜坐在喂牲口的大院里，咿咿呀呀地哼着小曲儿，正在筛草。为了谈话方便，我只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老人一听，呵呵笑了，嘴里虽然缺牙少齿，说话有点跑风，听着却更幽默引人。

“不错，我这牲口棚里，黑牛常来常往，习惯成自然啦，有了什么难心的事，他总是先来摸摸俺们的心思，然后再拿到支委会上讨论。他好跟我聊天，可舍不得占用生产时间，总是对着吃饭的工夫来。一边吃，一边聊，吃完了，把碗一撂，就去忙工作。他来得勤，他媳妇也就来得勤。来干什么？敛饭碗！哈哈哈！

“话休絮烦。去年大年初一那一天，我一没待客，二没请友，约了几个对心思的老头，打算赶上大车到工地上拉几遭土。也许你们要说，过年哩，一群老家伙撒什么欢儿呀？同志，你们哪里晓得当时的情况？对村北的工程，有添柴的，有撤火的，还有泼凉水的！俺们套上大骡子大马满街里这么一转，干多干少，也算是表了表态、亮了亮相儿呀！

“我刚把车套好，黑牛就端着饭碗来了，一边吃一边说：‘满喜叔，干吗去呀？’‘大干社会主义去！’我说着，叭一声，脆实实地甩了个鞭花儿，吓得家雀满院飞。谁知他把胳膊一乍，拦住了马头：‘这一阵的广播你没听见？’‘我不聋！’‘大队门口的大字报你没看着？’‘我不瞎！’‘那你怎么还要干呀？’‘不干，村东的乱泥洼就能打出高产稻？不干，村西的响白沙就能长出麦子苗？’‘哎呀呀，你老人家真是老啦，思想跟不上啦！’当时不知他从哪里听来那么几句混账话，耸了耸鼻儿，挤了挤眼儿，做了个怪相，拿捏着嗓门说：‘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草，一个是修正主义的苗，你要草，你要苗？’我越琢磨这话越别扭，没好气地说：‘你说的那叫个蛋！怎么社会主义尽长草，修正主义倒长苗哇！咱要社会主义的苗！’‘那也好办！’黑牛仍然拿捏着嗓门，‘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地就上去了！’哦，这时我才醒过昧儿来，他是拿反话试俺的心眼儿哩。我把他的饭碗一夺，气冲冲地说：‘黑牛黑牛你别吃饭啦，革命搞好了，自然而然地就饱啦！’黑牛嘿嘿嘿地笑了，然后把脸一沉，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不吃饭不行，八亿人口不吃饭更不行。’我说：‘着哇！当年打江山，光有步枪不行，还需要小米子呢，何况如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黑牛听了这几句话，乐得直咂嘴：‘满喜叔！这话为贵！你敢不敢把这观点拿到支委会上亮亮去！’我说：‘拿到中央亮亮咱也不怕！’黑牛说：‘咱一言为定啦！’”

“你也参加了支委会？”老王问。

“扩大到俺身上啦。”

“那次会上……”

“黑牛倒没多说话，国河水平倒不低。”

“村北的工程……”

“没过破五儿，又开工啦！”

“那一片大字报呢？”

“两个人写的！”

“两个什么人？”

“问得怪，好人谁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呀？”

老王点点头，看了看我，叹服地说：“黑牛真有两下子！”

“唉，就那么回事呗！”好像听见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老人脸上美滋滋的，嘴里却又褒贬几句，“他这个人，文没文才，口没口才，又好咬死理儿。可话又说回来啦，有这么个好咬死理儿的人，村里倒是不吃亏。前些年，林彪兴妖作怪的时候，斗争尖锐是尖锐，俺村到底没背多大的伤。”

谈到这里，牲口棚里传出一阵马叫声。老人让我们等一等，他要照看一下刚满月的马驹儿。

王清智的结论

从老王的神色来看，他的心里很不平静。在院里转了个圈儿，两手向我一摊，说：“你看，今天咱向李庄学习的经验，正是去年李庄向咱学习的经验；也就是说，人家今天所坚持的，正是我去年所扔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什么原因呢？当然，万恶的“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他们不可开脱的一条罪责。可是，李庄呢，不是处在同样的干扰破坏之下吗？

要说老王有水平，真是有水平。我正苦想，他便有了结论，两道浅淡的眉毛向上一挑，演讲似的说：“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我这个人善于务虚，人家黑牛善于务实。回去以后，咱们得马上采取措施，赶上去！一、统一部署，层层动员；二、全力以赴，投入会战；三、凡与会战无关的一切活动，什么政治夜校哇，俱乐部哇，是不是先……”

“同志，跟我吃饭去吧！”老人照看了马驹儿，从牲口棚里走了出来，一手拉住我们一个。我看看天色说：“这么早就吃饭？”

老人说：“你们不知道。昨儿个黑夜，黑牛检查了各队的政治夜校；今儿个黑夜，又要闹批判‘四人帮’文艺大评比，各队都要出节目。趁牲口们还没回来，早点吃了饭，化装不化装，总得换换衣裳刮刮脸呀！”

“你也登台演戏？”我惊喜地打量着老人。

老人笑了：“老胳膊老腿的啦，演什么戏，拉四股弦呗！走，吃饭去，吃了饭看节目。”老人再三挽留，我们连连道谢，才告辞了。

太阳落入紫红色的云层里。滹沱河大堤两旁，一株株高峻挺拔的白杨树染上了美丽的晚霞。老王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走了二三里路程，一言不发。

“老王，三是什么，你还没说完呢！”

要说老王有水平，真是有水平。他那两道浅淡的眉毛向上一挑，又产生了新的结论，一张嘴，竟然念出两句诗文：

要学参天白杨树，

不做墙头毛毛草。

大话嵩山

贾大山 (1943～1997)，河北正定人。1964年中学毕业。历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县文化局局长。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取经》等。《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大话嵩山

忆大山
作者：习近平
编者按：1月12日，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康志刚在其新浪博客上贴发了习近平同志的《忆大山》、已故作家贾大山的获奖作品《花市》和他自己的《怀念恩师贾大山先 生》三文。习近平同志的《忆大山》一文，反映了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正定期间与已故作家贾大山的深厚友谊，及调任福建担任更高职务直至贾大山去 世，与其十余年间历久弥坚的交往，饱含真情，十分感人。光明日报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 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 《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 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 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 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 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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