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齐故里在嵩山 影响华夏数千年

大话嵩山

嵩山脚下“二大贤”  影响华夏数千年
——孤竹国所在地和伯夷、叔齐出生地在嵩山地区及其道德精神辨析
●王坚耸
{核心提示}：华夏民族道德精神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继而就是许由和夏朝末年的卞随、务光以及商朝末年孤竹国的伯夷、叔齐精神。伯夷、叔齐的思想是三皇五帝时代和许由、卞随、务光道德精神的延续和精华，但更具完整性、鲜活性和说服力，在华夏民族道德精神传承数千年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和支撑作用，是华夏民族道德精神的代表，成为华夏人所追求和崇尚的目标。《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也就是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道德思想和礼仪制度，周朝又继承商朝的道德思想和礼仪制度，所废除的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
伯夷、叔齐这弟兄两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被孔子称为“古之贤人”；被孟子称之为“天下之大老”；荀子评价二人：“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被大众称为“和合二仙”。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构成了华夏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广为传颂。然而，古往今来人们对伯夷、叔齐的出生地和孤竹国的所在地争论不休，在全国关于孤竹国遗址、伯夷、叔齐墓和首阳山不下十处。尽管首阳山之争已被古今学者认定为嵩山北麓洛阳偃师首阳山，那么，伯夷、叔齐出生地的孤竹国究竟在何处？成为扑朔迷离的千古之谜。笔者通过3年时间野外实地考察和走访，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行程近万里，基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得出的结论是：伯夷、叔齐的出生地和孤竹国的所在地就在中原地区的嵩山脚下——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村（原名孤竹坡即古孤竹国）附近。
一、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
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感召华夏几千年。伯夷、叔齐的故事很简单，主要集中在《吕氏春秋·诚廉》和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里，《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其中传记部分连同标点符号总计276个字。《吕氏春秋·诚廉》用较长的篇幅描述伯夷、叔齐事迹。《伯夷列传》传记部分原文如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综合《吕氏春秋·诚廉》、《庄子·让王》和其他史书记载，伯夷、叔齐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出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出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
伯夷、叔齐一同出走，商议说：“听说西方有个西伯，好象是个仁德之君，现在我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呢?”于是两人向西行到周国去，走到岐山之南，文王却已经死了，武王即位。二人了解情况后，笑着说：“跟我们原来听说的不一样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从前神农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四时祭祀毕恭毕敬，但是不为求福，对于百姓，忠信为怀尽心治理，而无所求；百姓乐于公正，就帮助他们实现公正，百姓乐于太平，就帮助他们实现太平，不利用别人的失败使自己成功，不利用别人的卑微使自己高尚。如今西周看到殷商邪僻淫乱，便急急忙忙地替它纠正，替它治理。这是崇尚计谋，借助贿赂，倚仗武力，炫耀威势。把杀牲盟誓当作诚信，依靠四内和共头之盟来宣扬德行，宣扬吉梦取悦众人，靠屠杀攻伐攫取利益，用这些做法承继殷，这是用悖乱代替暴虐。我们听说古代的贤士，遭逢太平之世，不回避自己的责任，遭逢动乱之世，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黑暗，西周的道德已经衰微了。与其依附西周使我们的名节遭到玷污，不如避开它使我们的德行清白高洁。”二人回到嵩山，开始在山洞（二仙洞）中隐居起来。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军东进至孟津去征伐商纣王。伯夷、叔齐听说后，从嵩山走到孟津拉住周武王的马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武王左右的士兵准备杀掉他们，太公姜子牙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
周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从嵩山北行隐居在首阳山中，靠采食薇菜充饥度日。两年后，武庚判乱，劝二人共同恢复殷商，伯夷、叔齐不愿为伍。使者问：“为何叩马而谏？”伯夷、叔齐答道：“为万世之君臣也。”使者又问：“那你怎么办？”答曰：“有死耳。”使者质疑道：“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也周之山也，薇也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故死而求生乎也！”于是，从此不再采食薇菜。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那些薇菜呀！以暴臣替代暴王啊，却不知道其中的过错呀！神农、虞舜、夏禹互相禅让君位的先圣时代啊，转眼依然消逝，哪里是我们的归身之所呀！啊，永别了，永别了！生逢无道乱世，命运何其衰薄，怎不令人悲叹哀伤？”伯夷、叔齐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
伯夷、叔齐的故事主要包括逊让国位、叩马谏伐、耻食周粟、首阳采薇四个部分。就是这看似简单的四部分内容，奠定了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若干方面的独特地位和始祖地位，特别是这四部分故事所体现出的道德精神，所容纳的道德内涵，几乎涵盖了华夏民族的道义气节和中华传统美德的全部内容。正如孟子对伯夷、叔齐道德精神的评价：“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我宁愿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也是我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我宁愿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
二、孤竹国源于夏朝
长期以来，作为华夏人，尽管我们骨子里都在保存和传承着夷齐精神，但人们对伯夷、叔齐的故事却知之甚少，包括嵩山周围的百姓，对于伯夷、叔齐似乎只知道逊让国位的简单故事，对伯夷、叔齐的道德内涵普遍缺乏完整的概念。近几年，笔者作为孤竹所在地的登封人，自身感到肩负着弘扬、传承孤竹文化的社会责任，倾心致力于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位公子，具体生卒年限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知道他们生活在商末周初，在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前后，当时，伯夷、叔齐已是垂垂老者，被孔子称为“古之贤人”，孟子称之为天下之大老。如果往前推60年，应该生于公元前1106年，死于公元前1041年左右，距今已有3119年。
孤竹国是夏朝初期夏启年间即公元前（约）1978年所封的一个诸侯国，距今已有3991年历史。孤竹国跨越夏、商、周及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存续近千年之久的地方诸侯国，大体上相当于唐、宋、元、明、清五朝历史时期的总和。孤竹国的国都就在天地之中嵩山脚下，每个登封老乡都以孤竹国的历史为自豪。其实，孤竹国不仅是嵩山人的孤竹国，以孤竹国为主体的孤竹文化是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之一。
孤竹国君姓墨胎氏(在文献中或作墨夷氏、目夷氏)。据史籍《潜夫论》记载：“禹师墨如。”传说上古时圣帝舜在位时，大水成灾，经四岳举荐，舜帝任命鲧为水正，负责治理水患。鲧采取堵塞之法，结果越堵水患越大，反到淹死了很多人。舜依法杀鲧于崇山（嵩山），又改任鲧的儿子禹治水，那时禹仅只十七岁。面对如此重任，他感到了责任的重大。这时，有个炎帝的后裔叫墨如，他见多识广，就向禹建议采取疏导之法治理水患。墨如建议使禹茅塞顿开，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平定了水患，禹因此拜墨如为师。
大禹的儿子夏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之后，迁京都于阳翟。在距禹都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西不远的孤竹坡（今登封市大金店镇），敕封墨如的儿子胎初为孤竹国的国君，胎初就以父亲的名字为姓氏，称墨胎初，世代相传为墨胎氏，亦称墨台氏，其后有族人省文简改为单姓墨氏，世代相传至今。据史籍《通志·氏族略》记载：“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
在墨如、墨胎初(姜胎初)、墨胎、墨胎允、墨胎智的后裔子孙中，多有称墨氏者，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墨氏正宗。据《潜夫论》上所记载，墨如的后代以墨为姓，称墨氏。墨氏族人大多尊奉墨如为得姓始祖。墨如与商王朝的商部落始祖契同为子姓；据此，一些史学家推测，孤竹国为商王朝的同姓诸侯国。从契到灭夏桀、建立商王朝的汤，共传十四代。商朝，墨台氏的后代有两子，分别是伯夷和叔齐，他们因都想让位于兄弟而出外流浪，后侍于周文王，但却阻拦周朝伐商，后因耻于食乱臣之粮，饿死首阳山。他们的“贤”名流传于世，后人就以墨字为姓，称为墨氏。出生在中原地区的墨子就是墨如、墨胎允(伯夷)、墨胎智(叔齐)的后代。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后来其弟子收集其语录，完成《墨子》一书传世。
三、古孤竹国在中原嵩山一带
重要依据一：明代万历年间“古孤竹国”碑是实物证据。“古孤竹国”刻石现在镶嵌在河南省登封市嵩阳书院西碑廊。碑为圆首方趺，高1.9米，宽0.65米，碑中间竖行题刻“古孤竹国”4个大字，行书字体，字径42×42厘米。碑右上角竖行题“前刑科给事中”6字；左下角镌刻“江夏丁应泰立”6字。碑阴刻有“儒生郑学民、郑应辰、农官安世香立”等字样。此碑原在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村207国道旁，1985年5月，扩建207国道时，挖出了“古孤竹国碑”，同时曾出土大量的夏商时期的古陶器，及古铜钱币。为加强保护，当时的登封县文物保管所将此碑运往嵩阳书院镶嵌在西碑廊墙壁上，这块碑距今已有419年的历史。
据明代傅梅所著的《嵩书.宦履篇》记载：丁应泰，字元父，武昌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年间进士，明代知名登封县令。丁应泰少年时，修伟有大志。丁应泰和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多有交往，万历八年（1580年），汪道昆主持文人结社，丁应泰、龙膺、郭第、潘之恒、道贯等七人结成了白榆社，多有诗文唱和。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中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丁应泰左迁登封知县。他不计较自己的升降得失，“弗鄙夷其民”，专心考虑为官之职责。任登封知县期间，于境内各坊、保举行乡约之法，选择耆宿为老百姓讲述可为法戒者之“前言往行”，以息讼诉，从而平息了县内各种繁杂的矛盾。登封乡风为之一变，“讼庭竟不闻鞭笞之声”。因此，四方流散的人们像赶会一样都来拜见他，“多愿受廛”，丁应泰遂“举帑羡”，于四郭及各乡造屋数百间分处之，以使之安居。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丁应泰在少林寺立《告示碑》一通，明谕处治违规寺僧的办法及保护少林寺土地不受侵犯。丁应泰又购置学田300亩，以田里庄稼的收入供学校使用，以培养农民子弟。他还重视登封县内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对老君洞、东金店程窑二程祠堂多有修缮。丁应泰因登封为二程宦游地，故为二程祠在东十里铺拨祭田18亩，收入以供祭祀，并向督学请求让东金店二程裔孙各一人，“衣巾奉祀，迄为永例”。为感念其恩德，老百姓在其离任后于东关二程祠左为其建生祠，塑像供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应泰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倭寇侵略朝鲜，朝廷命李如松、邢介（左有王）等率兵东征，以丁应泰赞画军务。
丁应泰在登封留下遗迹较多，除少林寺碑廊的告示碑外，中岳庙的“岳立天中”碑、黄盖峰上的“岳灵”碑为其所书并刻立。嵩山老君洞门额“老母洞”三字及两侧对联“峻极峰嵩阳胜地，古灵山金壶洞天”为其所书。石淙河悬崖上，丁应泰还书写有一通 “古孤竹国”碑，立大金店安庙村北，后移存嵩阳书院。另外，他还刻有“千仞壑，江夏丁应泰立”，字长约二尺半，宽二尺，异常醒目，是石淙河所有题字中字径最大者。
由“古孤竹国”碑可知，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大学问家丁应泰任登封知县，他在此通过访问，查阅典籍考证得知，孤竹国和伯夷、叔齐的出生地就在登封，不禁喜出往外，便挥笔书写“古孤竹国”4字，命儒学门生郑学民、郑应辰和农官安世香等人在孤竹坡（国）村（今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村）刻立成碑，以告诉后人此地就是古孤竹国。笔者认为丁应泰作为官宦之家，一代文豪，为人耿直，不会轻易下定论，他说古孤竹国在此定有众多依据，可信度极高。
重要依据二：嵩山脚下有个村的村名，自古就叫“孤竹坡”（即谐音“孤竹国”）。位于登封市东南15公里的大金店镇安庙村自古就叫孤竹国，后代人感到这里已不是国都了，叫国太大，就叫孤竹坡了。据明万历年间和清康熙、乾隆年间刻印的《嵩山志》、《嵩书》、《说嵩》、《登封县志》记载：“旧志曰孤竹城在太室山西南三十里，颍水穿城址而流……明洪武和万历年间，登封金店一里、二里、三里。旧志：在县南二十五里，附有小金店、孤竹坡、海鹰、磴槽、书堂……”这里所说的“孤竹坡”即现在的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村。笔者通过走访安庙村80岁以上的老人，都说这个村过去人老几辈就叫孤竹坡，现在村东的山岭他们仍叫它“孤坡岭”和“孤竹坡”。这个村是在清乾隆年间，归并登封为十里，因为姓安的在村北建了牛王庙，并在此守庙，才改村名“孤竹坡”为“安家庙”，1950年后，牛王庙被毁。这个村河东一里许土崖断壁上依稀可辨城墙的多层夯土。村北邻颍河，河南岸是南寨村，顾名思义，古有城墙、城壕，今城墙、城壕已毁，但仍可辨别具体位置；村西是历史上有名的负黍城（今名南城子）。据《帝王世纪》、《竹书纪年》和《史记》等史书记载：“舜迁于负黍”。“周敬王六年（前514年），郑伐冯、滑于负黍”。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将军 攻韩，取阳城，负黍”。由此可知，负黍城不仅是舜帝的京都，而且是尧访许由之地和军事要地，是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的边防重镇。西周时所建，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负黍城平面略呈正方形，南高北低，东西长650米，南北宽约600米，面积近 40公顷。尚存部分为夯土城垣，残高1至2米。城址内发现大量铜箭头及残陶片，器形有豆、罐、鼎等，有纹饰，陶质有泥质和砂质，陶色以灰陶为主。城址以北有“箭坑”，发现大量铜箭头。1987年3月4日，被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五河交汇（即后河、颍源河、海眼河、头道河、书堂河），地理开阔，东为“孤竹国”，西为“负黍城”，北隔颍河是中州名镇大金店(古称大君贤)，镇中心建有南岳庙。史载：“南岳大帝有伯夷”，庙内过去供奉有伯夷塑像。更有意思的是，“孤竹”和“负黍”谐音，“负黍”是否就是“孤竹”，或这两个名字先后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但古孤竹国就在此地，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史实确凿，无可非议。
重要依据三：对照史书记载孤竹坡（国）与嵩山脚下的孤竹坡完全吻合。伯夷、叔齐的事迹在《论语》、《孟子》、《列子》、《庄子》、《韩非子》等书中均有记载，但记录较完整的还是《吕氏春秋·诚廉》和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读这两本书首先不要忽略了写伯夷、叔齐事迹的背景，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
这段文字是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以此为耻辱，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嵩山南的箕山，说是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对伯夷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遗诗，又感到很诧异。
这里应注意的是司马迁所提到许由、卞随和务光均是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人。《吕氏春秋·离俗》记载了卞随和务光不为功名利禄所惑，投嵩山颍水而死的经过。说明司马迁当年来到中原遍访华夏历史，查阅大量资料，听到了许由、卞随和务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查访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发出了“中土多圣人”的慷慨。认真写出了《伯夷列传》，列入《史记》列传的首篇。
另据《吕氏春秋·诚廉》载：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於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
意思是说，从前周朝将要兴起的时候，有两位贤士住在孤竹国，名叫伯夷、叔齐。两人一起商量说：“我听说西方有个西伯，好象是个仁德之君，现在我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呢?”于是两人向西行到周国去，走到岐山之南，文王却已经死了。武王即位，宣扬周德，派叔旦到四内去找胶鬲，跟他盟誓说；“让你俸禄增加三级，官居一等。”准备三份盟书，文辞相同，把牲血涂在盟书上，一份埋在四内，两人各持一份而归。武王又派保召公到共头山下去找微子启，跟他盟誓说：“让你世世代代作诸侯之长，奉守殷的各种正常祭祀，允许你供奉桑林之乐，把孟诸作为你的私人封地。”准备三份盟书，文辞相同，把牲血涂在盟书上，一份埋在共头山下，两人各持一份而归。伯夷、叔齐闻知这些，互相望着笑道：“跟我们原来听说的不一样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从前神农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四时祭祀毕恭毕敬，但是不为求福，对于百姓，忠信为怀尽心治理，而无所求；百姓乐于公正，就帮助他们实现公正，百姓乐于太平，就帮助他们实现太平，不利用别人的失败使自己成功，不利用别人的卑微使自己高尚。如今周看到殷邪僻淫乱，便急急忙忙地替它纠正，替它治理，这是崇尚计谋，借助贿赂，倚仗武力，炫耀威势。把杀牲盟誓当作诚信，依靠四内和共头之盟来宣扬德行，宣扬吉梦取悦众人，靠屠杀攻伐攫取利益，用这些做法承继殷，这是用悖乱代替暴虐。我们听说古代的贤士，遭逢太平之世，不回避自己的责任，遭逢动乱之世，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黑暗，周德已经衰微了。与其依附周使我们的名节遭到玷污，不如避开它使我们的德行清白高洁。”于是两人到嵩山隐居，天下归周后，二人向北走，隐居首阳山下，饿死在那里。
从《吕氏春秋》和《史记》两段文字相比较，透漏出了信息，理出了故事发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证明伯夷、叔齐逊让国位后，到西周访道没有如愿以偿，回到孤竹国隐居在嵩山，周武王八百诸侯会孟津时，二人叩马谏伐不成，再回嵩山隐居，静观事态变化，周武王伐纣成功，天下归周，建立了周朝，二人从嵩山北行到距商朝朝歌相近的首阳山（今偃师首阳山），耻食周粟，首阳采薇而食与周室抗争。最后，二人高唱着《采薇歌》饿死在首阳山上。据《韩非子》载：周武王“以将军葬于首阳之下”，对他们的气节表示钦佩。
重要依据四：民间传说更是有力的依据。在孤竹坡（国）村（今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村）北，即颍河北岸就是大金店和小金店，现在是两个镇。据这里的老人讲，大金店和小金店过去叫“大君贤”和“小君贤”，即指孤竹国君传位长子伯夷和三子叔齐住所，两个人都不愿当孤竹国君主，先后推让而走，后来称他俩为“二大贤”。人们把弟兄两个出走或住过的地方就叫“大君贤”和“小君贤”了。位于大金店镇中心的南岳庙不知始建于何时，金代曾重修，其中最早供奉的神就是伯夷，现在这里还流传着，南寨、南城子出过二大贤，弟兄两个让江山的故事。大金店镇北是少室山，少室山有一山峰叫挡阳山，少室山再向北就是首阳山，山下有伯夷、叔齐墓。在少室山东的太室山上有“二仙洞”，又名嵩阳洞天，据《嵩山志》载，这里是伯夷、叔齐当年修行和隐居的地方。如今在大金店镇及嵩山地区方圆数百里民间还传唱着“昔日里有个二大贤”的唱段。唱腔有豫剧、曲剧、河洛大鼓、信天游等。唱词是：
“昔日里有个二大贤，兄弟们推诿让江山；?
兄让弟来弟不坐，弟让兄来兄不担。?
从清早让到天晌午，从晌午让到三更天；
前门逃走了大太子，后门逃出二英贤。?
无处走来无处去，两人来到首阳山；?
首阳山上见了面，兄弟抱头哭皇天。?
正哭着来天变色，鹅毛大雪下的欢；?
雪下七天并七晚，平地积雪三尺三。?
饥了吃点松柏籽，渴了山下饮清泉；?
吃不饱来穿得单，兄弟饿死首阳山。?
姜子牙带来封神榜，封他和合二神仙；?
立下石碑盖好庙，庙址就在登封县。?
这是前朝一笔古，一朝一帝往下传。”
这段歌谣在嵩山地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一直传唱了几千年。和合二神仙的意思是阴阳和合，方能天人一体，指伯夷、叔齐的的道德精神与天地共存。现在一些老农在上地干农活的路上，还用指头敲着锄把唱着这段戏。据戏曲界的专家考证，《首阳山》的整场戏没有记载，或者不知何时失传，而这段唱词却永远地流传了下来。现如今在孤竹国（坡）（今安庙村）周围的南城子、海河湾、铁炉沟、南寨、段村等或嵩山地区4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老辈子传下来的弟兄两个让江山的故事，就在这里。连这里的方言也说：“看你那墨德”。“墨”字在当地读“眉”，“德”字是“水”字的转音。合一块读就是：“看你那墨水！”意思是“看你那德性”。因为伯夷、叔齐姓墨，就是说，看你那德性根本不能与伯夷、叔齐相比。
重要依据五：“孤竹”的名字由来与嵩山地区“竹地”有关。《礼·玉藻》凡自称小国之君曰孤。由此可知孤竹国原是“竹”地或“竹国”，因国小而称孤竹国。传说，从前颍水南岸有个村子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他的坟头到长出一颗竹子。时间一长，一引十，十引百，漫山遍野长满了竹子。当时野兽多，村西的山上是有名的狼窝，现在这里还叫狼窝村。有一年，村人惹恼了野兽，兽群围住了村子，村人愁眉不展，不敢出门。这天夜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托梦给村人，说竹子用火点燃，能驱赶兽群。第二天一早，村人用干柴引燃了村头的竹林，竹子发出“哔哔啪啪”的爆炸声，吓得兽群四散而去。从此好长一段时间野兽再也不敢侵扰这个村子，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因竹子能赶走野兽，后来演变为驱赶恶神邪鬼的工具，当时成为一大发明，这种办法遍布中原地区。人们在过节过年或有喜庆事时就要在门前，点燃竹子以示庆贺，这就是“爆竹”的来历。因此人们开始称这个村为“竹地”，后来就叫竹国和孤竹国。
有的学者认为，“孤竹”是一根竹子，代表男性的根，是一个坚挺的男性阳具。它是氏族图腾。“图腾”是印第安语，意为氏族族徽。美国学者摩尔根曾研究了美洲土著部落印第安人的社会历史，他们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存在图腾崇拜。原始人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命之物视为其祖先，顶礼膜拜，称为“图腾”。中国的原始氏族也有图腾崇拜。如《诗·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记：商族始祖母有女戎氏简狄在行浴时吞食了玄鸟(燕子)蛋而受孕生其始祖契，故契又称玄王。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舜帝赐商为其封地。因此，玄鸟便受到尊崇，成为商族的图腾。据史家考证，原始社会晚期父权制时期，曾出现过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龚维英先生在《原始崇拜纲要》一书中说：“从男根崇拜的角度看，竹之挺拔，正男根之象也。”孤竹更像翘然崛起的阳具。孤竹的部族名称当在原始社会晚期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时代就存在了。嵩山自古就盛产竹子，而竹子与儒教“君子比德于竹”思想的结合产生了丰厚的嵩山竹文化。大诗人苏东坡则留下“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孤竹是一个古老的部族，长期繁衍生息于嵩岳大地，始于夏代墨如，商汤时加封，只是名义而已。
重要依据六：伯夷、叔齐道德精神以中原为主遍布中国。关于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在哪里？史称天下有七个首阳，各有案据。这是由于史家研究不够，并不是天下不存在夷、齐隐居的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所引诸家注文，首阳山有七处：一是河东蒲阪，华山之北，河曲之中；二是陇西首阳；三是洛阳东北，今河南偃师西北；四是北海之滨；五是辽西；六是陕西岐阳；七是朝鲜岐阳。
中国的文明史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夏朝的统治范围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淮河以北中原一带，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说明夏朝的统治已达到今冀东、辽西、朝鲜地区，商周时期虽范围有所扩大，但当时称之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四荒”。据《庄子》云：“伯夷、叔齐西至岐阳，见周武王伐殷，曰：‘……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饥饿而死。”这说明伯夷、叔齐到西周没有如愿，就回到嵩山隐居，静观事态变化，天下归周后，二人愤愤然从嵩山北行到距商朝歌较近的偃师首阳山隐居，耻食周粟。
西周成王初年，原商纣王之子武庚勾结西周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和淮夷、徐、奄等方国部落发动叛乱。武庚获悉伯夷、叔齐与西周政权不合作，特派使者到首阳山与伯夷、叔齐联络，要求参加叛周军事行动，共同复辟商朝。《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指武庚）在邶(原商都朝歌以北，西周初武庚封于此。在今河南汤阴东南)，父师(指箕子)在夷(指箕氏朝鲜)，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武庚集团的使者满怀信心，但伯夷、叔齐拒不参加叛乱，并说“此非吾事也。”拒不参加叛乱。使者又问：“然则叩马而谏何为？”伯夷、叔齐答道：“为万世之君臣也。”又问：“然则今何为？”答曰：“有死耳。”使者质疑道：“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也周之山也，薇也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故死而求生乎也！”于是伯夷、叔齐遂饿而死。这段史料又见于清人李锴《尚史》卷一《轩辕五帝夏商列传》引《汲冢书》所记。
由此而言，从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伐纣到武庚叛乱，中间相隔四五年之久。说明二人隐居首阳山时间较长，最少在两年之上，并与商朝旧臣有着一定的联系。《野客丛书》云：“首阳山有三，一蒲阪，二陇西，三洛阳。《论语注》以仆考之，洛阳者为是。院瑀吊伯夷曰，适彼洛师，瞻彼首阳，敬吊伯夷云。愚按此说，则以洛阳之首阳，为夷、齐饿死之地也。”戴延之《西征记》云：“洛阳东北首阳山，有夷齐墓，今在偃师县西北。”清代朝鲜人《孤竹首阳山辨证说》一文中说：“云是首阳山，庙之北河中有祠，乃孤竹君庙也，中原典故者。”又言：“夷、齐墓在偃师县（偃师县在河南府）者，比干与夷、齐，同时人也，其墓在偃师县，唐开元中，县人耕地得铜盘篆文……夷、齐之死洛阳首阳山，而仍掘有墓者也。”据此，笔者认为，全国多处首阳山，也有伯夷、叔齐墓，然其附近既无孟津、扣马等与伐纣有关的地名，更无“回师息戎”的偃师。孤竹国位于嵩山南麓登封，首阳山位于嵩山北麓偃师，虽一山之隔，但相隔百里有余，符合古代诸侯国多以及各种环境条件，比较而言，毋庸置疑。其他首阳山是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结果，人们为敬仰伯夷、叔齐精神，附会首阳，以使启迪和纪念罢了，也充分说明了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影响了整个中国几千年。
重要依据七：中原孤竹国在前，冀北孤竹国在后。根据以上所述，古孤竹国应该是在中原地区的嵩山一带。然而，相关史书记载孤竹城在今河北迁安市（县级市）西数里或在今河北卢龙县南郊。主要依据是《汉书·地理志》所言：“令支有孤竹城，盖即商之孤竹国，周之令支、孤竹二国也。”由此，除明代丁应泰外，连古时登封人在撰写《嵩山志》、《登封县志》时，也存不确定的态度，文字表述闪烁其词。这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没有认真对嵩山孤竹国和冀北孤竹国以及多个首阳山进行实地考察和对比，便造成了孤竹国所在地扑朔迷离，以讹传讹的后果。
《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觚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所谓“四荒”，古代人认为是“言声教不及，无礼义文章”的“四方昏荒之国”。这种看法值得重视。学者认为，就孤竹国与商朝的各种关系，经济结构及生产发展水平、名号文化、通行的文字和语言及政治、生活习俗，以及伯夷、叔齐事迹的文化内涵等多方面来看，与当时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中原地区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诸侯国，同时具有较巩固的经济基础。尤其孤竹国产生了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伟大爱国者和廉让节义的楷模，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精神，构成了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孤竹先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于辽西、冀北出土有商代器物，与嵩山一带的裴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阳城遗址、负黍城遗址等相比，至少比商代早800年，那就更是无法相提并论了。
当代史学大家李学勤同志《试论孤竹》一文中也提到孤竹国君和辅佐国君的人，来自中原或华夏民众，特别是孤竹国的前期，这一特点最为明显，并对孤竹国在冀北产生了疑问。因此，孤竹文化的特点是中原文化，应是源远流长。
笔者分析孤竹国先祖墨如帮大禹治水有功，夏朝在嵩山南麓阳翟建立后，夏启敕封墨如的儿子胎初为孤竹国的国君，地址在距禹都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西不足十公里的孤竹坡（今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村）。商汤时再一次对孤竹国加封。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索隐》所记：“孤竹君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孤竹国臣服商朝，忠一不二，商朝也有恩于孤竹国。到了伯夷、叔齐时代，孤竹国看到纣王无道，试图劝解，因目睹“三仁”即箕子、比干、微子的结局，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孤竹国君去世，伯夷、叔齐逊让国位，投靠西周不成，隐居嵩山，由于反对战争叩马而谏不能如愿，耻食周粟于偃师首阳山，又因拒绝参加武庚叛乱，二人高唱《采薇歌》饿死在首阳山下。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孤竹国与周政权有了极大的隔阂，尽管周武王佩服伯夷、叔齐的气节，但作为孤竹国的国君（行仲,名远,字公望，或后来的国君）,不得不考虑其出路何在，孤竹国随时就会招来灭顶之灾。箕子已远到朝鲜，孤竹国的国君大约在周成王时代，约公元前1041年，也携家带口效仿箕子远离中原，迁徙到现在的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将中原文化和伯夷、叔齐道德精神传到了冀北地区，孤竹国在此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有专家考证：孤竹国“建于夏启，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从立国到灭亡存在约一千三百一十八年(公元前1978～前660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九百三十七年(公元前1978～前1041年)是商朝和周初在中原的诸侯国；后三百八十一年(公元前1041～前660年)是周朝的北方诸侯小国，处于燕国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下降。根据《管子》所记：公元前6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支(令支)”，彻底征服了山戎与孤竹、令支。山戎献金(铜)表示归服，孤竹国和令支国从此消亡。
因此可以论断，中原孤竹国在前，至少存在900年以上，北狄（河北东北部）孤竹国在后，存在300多年。如此，在今河北卢龙、迁安一带和辽宁西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的器身上铸有“孤竹”铭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要依据八：箕子和孤竹国先后从中原迁往东北。伯夷、叔齐那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可与晚商“三仁”即箕子、比干、微子媲美。通过各种史料显示，孤竹国与商朝王室的关系相当密切。在孤竹坡（今登封大金店安庙村）东不足十公里处就是自古有名的箕山，这座山曾是许由隐居的地方。传说，很久以前，鸡山住着一户人家，因嫂嫂与小姑（妹妹）吵架，哥哥打了妹妹，小姑冤枉之极，一气之下，就命归黄泉，临死时化为两颗蛋。哥嫂看到妹妹死了，手捧着两颗蛋后悔不及，嫂嫂说不该与小姑吵架，哥哥说不该打妹妹。哥嫂相互埋怨，无法让小姑还魂，就只好将两颗蛋保存起来。谁知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两颗蛋里却爬出两个小动物。哥嫂俩认为是小姑变得，爱不释手，给它喂食时就叫“姑姑”，“姑姑”。两个小动物一天天长大，一个在天快明时叫着“天明了”，“天明了”叫哥哥起床干活；另一个一天下一个蛋，下蛋后就“哥打”，“哥打”叫着，开始向哥嫂诉说冤屈。这种动物后来越产越多，因这山叫鸡山，就叫这种动物为鸡子了。又因这座山像簸箕，后来改为箕山，这地方也叫箕地。尧帝时许由在此隐居，到了商朝末年，有个叫胥余的人，来箕地当国君，因他是子姓，人们叫他箕子。
从伯夷、叔齐的故事中可以透漏出，这弟兄两个与商朝王室是有关系的。箕子，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在嵩山南箕山一带），名胥余，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史称“箕子朝鲜”。《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礼记·玉藻》凡自称小国之君曰孤。由此看来孤竹国是封以竹地，箕子封于箕。据记载商朝有大小诸侯国1500个。孤竹国和箕国实际就是现在的两个镇，即当时的“竹地”和“箕地”，也就是现在的大金店镇和小金店镇。两国相邻，关系密切自不必说，箕子北迁朝鲜，后来帮孤竹国迁往冀北也大有可能，时间大约在武庚叛乱，伯夷、叔齐死后不久的周成王年间（公元前1041年前后）。孤竹人分别融入山戎或燕人群体，传播中原文化，孤竹国在冀北发展壮大，重振其威。300多年后，公元前660年，孤竹国遵照祖辈遗命，企图返回中原，伙同山戎开始攻打燕国。管仲率领的齐军救燕，被孤竹国军困在荒漠，情急之下，管仲使用老马识途之计走出荒漠，大战于无棣城，孤竹国国君死于乱军之中。齐军最终灭掉了孤竹和令支二国，孤竹国从此消失。
四、伯夷、叔齐是华夏民族道德精神的楷模
伯夷、叔齐精神是华夏民族道德精神的楷模，影响华夏几千年。《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由此看来道德精神在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那么，就让我们凝心静气，与古圣先贤伯夷、叔齐进行一次心灵上的对话。
（一）、古之贤人。这是孔子在《论语》里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也是中国道德思想的创始人，特别是中国尚贤思想的启蒙者。孔子在《论语》里很少用“贤”字评价人，绝不把“贤”字轻易与人，在他的3000多名学生中，只称颜回为贤人。只有早于孔子大约500年的伯夷、叔齐被至圣孔子直接称为“古之贤人”。
（二）、圣之清者。这是孟子对伯夷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段话论及四个圣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加上被后人称为“亚圣”的孟子本身，连及五个圣人。孟子把被孔子成为贤人的伯夷上升为圣人，且放在四圣之首，还自谦地说，“伯夷、伊尹都是古代的圣人，我不能做到像他们那样。”自此“清圣”成为伯夷的代称，伯夷、叔齐庙被称为清节庙，夷齐清风千古吹拂。
（三）、礼让为国。司马迁因为末世争权夺利，而只有伯夷、叔齐却趋向仁义，互让国位，双双饿死，天下称赞他们的美德，所以作《伯夷列传》第一，把伯夷叔齐作为七十列传之首。伯夷、叔齐之所以会逊让国位？因为叔齐以天伦为重，觉得伯夷是兄长，按君主世袭之理，嫡子为长。长幼有序，兄终弟及。兄长死后，弟弟才能继位，兄长理应为君。于是，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以父命为尊，认为父命不能违，叔齐理应为君。于是，让位于弟弟叔齐。伯夷、叔齐不是据理力争，而是以礼相让。伯夷见让之不成，便逃离孤竹。叔齐见却之不去，也离国而逃。在君主世袭制历经千年之久，久沿成习的商朝末期，伯夷、叔齐的让国之举，令人难以置信、简直不可思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兄弟互让国位，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是崇尚礼让的国家，孔融让梨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伯夷、叔齐让国还不值得大力弘扬宣传吗？
（四）、叩马义谏。“此义人也。”这是姜太公对叩马谏伐的伯夷、叔齐的评价。唐代梁升卿在《古义士伯夷叔齐二公碑（并序）》中称赞伯夷、叔齐“盖天下义感之始也”，是天下最早具有义感的人。已成为天下之大老的伯夷、叔齐以区区羸弱之躯，面对浩浩荡荡的伐纣大军，以平民百姓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冒着生命危险，径直走到大军统帅周武王面前叩马强谏，真可谓义不容辞、大义凛然。伯夷、叔齐责问武王不孝不仁的直言谏语，发天下人之不敢发，言天下人之所未言，真可谓仗义直言、义正辞严。伯夷、叔齐面对“左右欲兵之”刀兵相向的危险境遇，没有退却，而是“扶而去之”，“被”士兵强扶离开，真可谓义无反顾、义气豪迈。
（五）、顽廉懦立。成语“顽廉懦立”，形容高尚的事物或行为对人与社会的感化力量之强大。出自《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听说过伯夷风节的人，贪婪的人会变得清廉，懦弱的人也会有自立的志向。伯夷之廉，被称为天下最高的德行之一。自古及今，伯夷、叔齐作为古老的廉洁典范，的确起到了顽廉懦立的示范、教化作用。《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城外有一泓山泉，人称“贪泉”，若饮用了该泉之水，再清廉的官员也会变得贪婪起来。所以，来广州做官之人再也不敢饮“贪泉”之水。晋代新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连饮三瓢“贪泉”之水，并在刻有“贪泉”二字的石碑上题赋《酌贪泉》：“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喝一口泉水,会让人生起掠夺千金的念头。但即便是伯夷、叔齐这样弃君王之尊如粪土、视富贵之诱如清风的高节之士,就算喝上一千杯，也不会动丝毫贪念吧！吴隐之偏偏不信这个邪说，爽快地饮了“贪泉”之水，结果，并没有成为贪官，反而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廉吏。
（六）、耻食周粟。成语“不食周粟”，也作“耻食周粟”，本指伯夷、叔齐在商朝灭亡之后不吃周朝的粮食而死。比喻忠诚坚定、清白守节、有骨气。出自《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之耻，在于他们把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评判是非的标准，把道德作为至高无上的立身行事的准则，把道德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生价值的目标。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的道德操守和道德品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的高尚气节的象征。在“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影响下，催生出南宋文学家谢枋得以及闻一多、朱自清、梅兰芳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
（七）、求仁得仁。成语“求仁得仁”，追求仁德便得到仁德，无愧于心便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比喻理想和愿望得以实现。出自《论语·述而》：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8次之多，用“仁”字评价具体人物的出现28次,共涉及17人。其中否定的就有8人。孔子自谦地说：“把我比作圣人和仁人，我怎么敢当？”可见人而为仁，是非常艰难、异常难得的事情。孔子在《论语》里一共称许过9个仁人，而称伯夷、叔齐求仁得仁，是所有仁人中的最高境界。伯夷、叔齐毕生以求仁，杀身以成仁，是孔子“听到过这种话，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的求仁得仁者。
（八）、睿智刚勇。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说伯夷、叔齐是天下的通士，也就是通达事理、有远见的明智之人。周恩来在《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颂》中说，伯夷叔齐的叩谏之辞，以暴易暴之歌，体现的是伯夷叔齐独具只眼的卓识远见，是伯夷、叔齐对于人类社会的先见之明。智的实质就是明白仁、义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伯夷以父命之仁为尊，叔齐以从兄之义为尊，以超凡入圣的让国之举，真正做到了仁之实、义之实、智之实。伯夷、叔齐可谓是非分明的明辨是非之人。伯夷、叔齐的是非观，就是道德的是非观，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尊重道德的本意，遵守道德的要求，把践行道德作为根本归依，。不以常人的是非为是非，唯以道德的是非为是非，不以常人之所为而为之，唯以道德所应为而为之，这样的坚贞、坚定和执着，正是“智者不惑”的睿智之人。智者必勇，勇者无惧。伯夷、叔齐自愿放弃国位，体现的是仁义礼让之大勇；不惜生命，军前叩马，体现的是一种刚毅果敢之大勇；耻食周粟，甘饿首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体现的是为道德理想献身的铮铮傲骨之大勇。睿智刚勇，成就了伯夷、叔齐无怨无悔的道德人生。
（九）、忠君爱国。中国文化大师季羡林在《伯夷叔齐颂》中说：“伯夷叔齐故事实能体现孝悌忠信之整体。时至今日，虽时移世迁，而其中蕴涵之根本精神仍能适用。孝悌固无论矣。忠者，昔时忠于君，今则忠于国，期间宁有牵强附会之处耶！”伯夷、叔齐的忠君行为，既有一般含义的忠君，又远远超出忠君的一般含义。他们逊让国位，体现的是忠于君臣世袭之天伦，忠于天下君臣之大道、忠于父子之人伦。成为天下臣民的伯夷、叔齐，在商纣王之时，避纣于嵩山二仙洞，以待天下之清。伯夷、叔齐此时的忠君，并非绝对顺从的愚忠，而是胸怀天下，以政治清明为评判标准。继而，又不远数千里，投奔政治清明的周文王。所以孟子称伯夷是“圣之清者”。伯夷、叔齐叩马谏伐，更加凸显他们的忠君意识，他们维护的是天下君臣之大道，同时还体现出他们忧国忧民忧天下、爱国爱民爱天下的爱国意识。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使他们的忠君爱国行为达到了极致，由忠君观念上升为爱恋故国、怀恋故土的爱国情怀。伯夷、叔齐的忠君爱国，不仅在孔子当时“民到于今称之”，而且一直称颂至今，影响了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在伯夷、叔齐的感召之下，涌现出众多忠君爱国人士。南宋李唐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画家，李唐的《采薇图》着力刻划了伯夷叔齐这两个古代宁死不愿失去气节的人物，借以倡扬爱国御辱的民族气节，对统治者妥协投降的行径进行曲折批判。南宋民族英雄、爱国将领文天祥在南宋灭亡之后，兵败被俘，始终坚贞不屈。在被俘囚禁期间，写诗以伯夷叔齐自勉自励：《和夷齐西山歌》：“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戎有中国兮，人类熄矣。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抱春秋以没世兮，甚矣吾衰矣。”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凤不至兮，德之衰矣。”元兵统帅劝降时对文天祥说：“国已亡矣，杀身以尚，谁复书之？”文天祥回答：“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又咏诗寄怀：“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
（十）、精诚笃信。伯夷、叔齐为了让国而逃离孤竹国，体现二人逊让国位完全出于诚心，发自诚意，绝无半点虚情、丝毫假意。东汉史学家班昭推崇伯夷、叔齐推让的诚心，达到了异常高远的境界。宋明时期的政治家王守仁更把伯夷的诚提升到精纯的境界。“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伯夷作为圣人，虽与尧、舜、文王、孔子、禹、汤、武王才力大小不同，就像金子的分两有轻有重，但在纯乎天理上面却是相同的，就像金子的足色是相同的，都可以称为精金。伯夷、叔齐叩马谏伐，同样是诚而至精的表现，更是笃信道德、笃行道德的体现。张君劢在《中华民族精神》一书中，称赞韩愈的《伯夷颂》将伯夷、叔齐一人的人格，一人的信心，一人的殉道精神，推崇到了至高至远、无以复加的地步。伯夷、叔齐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用实际行动，甚至用生命践行道德信仰的人。
（十一）、此外，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还包括恭敬孝悌、隐居求志、首阳高节、安贫乐道、特立独行、不念旧恶、长幼有序、志同道合、和合二仙等多重内涵，伯夷、叔齐是中国隐逸人士祈求社会和谐的始祖，是民族气节的象征，是兄弟之间恭敬孝悌、志同道合、情深义厚、不离不弃、誓死相守的代表，还是世界上反对以暴易暴思想的先驱，比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和印度的圣雄甘地提出非暴力思想早2950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使者。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矫弊济世的作用，孟子称他们是百世之师，韩愈则称他们是万世之标准，我则称他们是东方德源。
道德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中华民族的道德源远流长，传统美德在民族血脉里永远流淌，维系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伯夷、叔齐作为百世之师、万世之标准，东方道德的重要源泉之一，他们的道德精神的典范、示范和教化作用是永恒的。
上述所论及的伯夷、叔齐的诸多道德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初始、最完整、最完美的体现，几乎集所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这在中国历史人物上是极为罕见、绝无仅有的。?
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与“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道德规范；与“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规范；与“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与“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规范，在内容上有许多提法是相同的、吻合的。
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在许多方面也是相同的、吻合的。　　
五、结语
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六大特征也有相同、吻合之处。
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追求，对于坚定指导思想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四大主要任务更是息息相关。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从提高基本素质做起，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伯夷、叔齐的道德精神恰恰可以为广大青少年在民族精神、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等方面提供生动深刻的好教材。鉴于当前加强道德教育、道德建设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的极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应更加坚定伯夷、叔齐道德精神研究、弘扬、传播的信心和决心。
作者简介：王坚耸（曾用名王剑松、王暕淞、笔名雪松等），1969年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市。他1988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多家报社、杂志社副总编、记者站站长、编辑部主任和记者部主任等，现供职于某交通部门。现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登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嵩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编审，嵩山诗社副社长。迄今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小说20多篇，诗歌100余首，发表报告文学、通讯报道及论文3000余篇，先后获奖60余次。著有散文集《走近嵩山》和《铁路魂》、诗集《活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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