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释永信“告老还乡”的建议点赞

心情寂寞

释永信在两会上提出《继承发扬还乡优良传统，鼓励离退休人员、企业家、教师等参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议：
“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建设，并保障或提高其还乡干部及知识分子待遇，充分调动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还乡积极性。（回乡师出有名，堂堂正正）
国土资源部出台相关政策，解决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后宅基地问题。
从政策上鼓励还乡建设者将其医疗、养老保障灵活选择转回地方，从而推动改善农村医疗及配套设施的落后面貌。（提供基本社会保障）
民政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对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建设，在其文化教育、农村建设等相关项目上给予政策上的支持。（鼓励创业）
积极宣传离退休干部还乡建设，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对于还乡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给予相应的荣誉或表彰。（精神鼓励
这个建议价值极高，言简意赅，从大到小，层次分明，很是精道，这也是我的建议。释永信的可贵之处是视角独特，第一次提出说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建议说出了我多年前想说的话，我愿意从学术和实践上谈谈，狗尾续貂。
“告老还乡”，“告”是请求，“老还乡”是年老回到家乡，“告老还乡”是指古代官吏以年老多病为理由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是古代官吏退休的一种制度。
我国古代也有退休制度，但仅仅限于是官吏，（不包括皇帝，皇帝没有退休制度，即使有，一般也活不到退休年龄）常见的称谓有“致仕”等。《春秋公羊传》上“退而致仕”，书中注释说“致仕，还禄位于君。”意思是把权力还给君王。（《春秋公羊传》成书时还没有皇帝。）
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朝时期，发展于唐朝时期，完善于宋、元、明、清时期。但“退休”一词始见于唐宋文籍，唐代散文家韩愈《复志赋序》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史·韩贽传》中有“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
古代官吏退休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条件，《礼记·曲礼上》说：“大夫七十而致仕。”唐初名儒孔颖达疏曰：“七十曰老，在家则传家事于子孙，在官致所掌职事于君，退还田里也。”意思是说，人到70岁就老了，在家应把家事传给子孙，在朝应把职位还给皇帝，以让贤者。从周到元基本实行七十而致仕的规定，到了明清两朝则规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因个人身体原因也可以提前退休，《西汉会要》中的丞相韦贤，七十多岁时，“以老乞骸骨”。皇帝赏赐给他百斤黄金和一处住宅，准许他退休。韦贤成了历史上第一位退休的丞相。《东汉会要》中记载了几位因病离职的高级官员——“尚书郑均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太尉邓彪以疾乞骸骨。”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意即若身染疾病，不能正常工作，虽未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明朝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是允许的。
“告老还乡”本意是申请辞去官职，回到家乡，提前退休的情形。但是，在使用中一般是把退休都视为“告老还乡”。（古代，人活七十古来稀，熬到退休的年龄的很少。）
古代官吏提前退休比较简单，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也有皇上不准的情况，主要是一些重臣、名臣。如，南宋朱熹多次因老病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应允。宋宁宗庆元元年夏“乞致仕不允”；过了四年“乞致仕”，仍未获准。直到“庆元六年春二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甲子以疾终于正寝……享年七十有一。”明孝宗弘治皇帝时的海南籍大臣丘浚。1491年，71岁的丘浚被皇帝加封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这一年，丘浚三次上奏请辞，皇帝坚决不允。第二年，丘浚又上《壬子再乞休至奏》，以目疾为由请求放归故里，依旧不允。丘浚唯有悲叹：“又是一冬归不去，宦情乡思苦凄凄。”据《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文庄丘公神道碑文》记载，直至病逝前，“公无岁不求归，前后凡十三疏，上皆不允。”丘浚终未能在生前的最后时光，再看一眼心心念念的故乡景。1495年，丘浚病逝于京师官邸，终年75岁。
可见，按年龄退休也不是死规定。弘治四年（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到了丘浚，就不行了。丘浚是真心请求，皇帝是真的不许。
清末，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都是七十多岁死于任上，没有得到退休的待遇。
在我国古代主动要求“告老还乡”提前退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回避权力斗争。如，越国范蠡、西汉张良。无心、无意混迹官场。如，东晋陶渊明。官场失意。体弱、伤病难当重任。如，唐朝开国元勋卫国公李靖。
“告老”为什么非要“还乡”？
一是，中国古代倡导“以孝治天下”，所谓“立庙堂忠君之禄，归乡里孝亲之泽”。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也就成了读书入仕者根深蒂固的人生理念；
二是，唐宋以降，尤其是明清两代，无论是京官外放，或是地方官异地赴任，皆有“内衙”（官衙的后院，类似准备实施的官邸制）以安置家眷，官员不得在任地购置房地产；
三是，由于上述原因，（家眷在家尽孝）加上当时交通不便，大多官员的妻儿老小均在故乡，他们的俸禄也多在故乡买房置地，这就在物质条件上为“还乡”作好了准备。
古代官员“告老还乡”制度的实施，任你再大的官员，也不能无故赖在京城，也没有这个先例，（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的达官显贵的坟墓都在家乡，没有放在京城的八宝山）避免了京城里老干部群体的存在，有效的减少了当政者的干扰。同时，“人才资源流出到人才资源流入”的良性循环，带动农村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官员回乡后，形成乡绅集团，他们见多识广，交游广泛，文化层次高，道德水准较高，是一群有别于“土豪”的“乡绅”，由于他们的代代相承，使得乡村文化渊源流长，一直保持着勃勃生机，毫不比都市逊色。使他们成为千百年来乡间社会稳定和谐的自我管理机制的维系者。对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功不可没。
告老还乡制度利大于弊，有利无弊。
现代的人民公仆为什么不告老还乡？
一是，自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无老可告；
二是，农村与城市生活条件差别悬殊；
三是，没有刚性的制度要求。
这样，就出现了问题：
一是，农村成了一个人才的净流出地，一代代精英通过教育等方式离开桑梓之地，拥有知识、拥有财富、拥有青春活力等人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进城去了。农村居民素质急剧下降，农村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地方。就像做豆腐揭豆腐皮，一层一层揭，剩下的已经做不成豆腐了。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没有人才支撑，都是一句空话。
二是，干部交流，异地任职本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植、裙带关系，以利于施政的公平公正。可是，官员一到经济发达的地方任职，第一目标就是如何在当地“搞好关系”，以便“就地退休”，“告老”而“不还乡”。他们结成“院外压力集团”，对执政者指手画脚，提条件、讲价钱。
老干部在城市里，作用为零。在农村里，作用很大。今天，交通、通讯、物流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城市日益接近，还没有城市的噪杂喧嚣污染，“老还乡”后生活节奏舒缓、心情舒畅、空气清新、接地气，为什么非要在城市里跳广场舞招人嫌？
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三年中，在毛致用的帮助下，西冲村从一个落后穷村转变为“岳阳第一村”。
开国将军甘祖昌因伤病不能正常工作，52岁从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位置上退休回到家乡江西莲花县务农，一直到1986年去世。
当过9年海南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的陈苏厚退休后回到家乡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务农，松梅村面貌一新。
吉林省延边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金文元（朝鲜族）退休后回到家乡安图县石门镇大成村务农，带领村民从仅靠种地收粮到发展起10种产业，实现了人均年收入由不足3000元增加到现在的6000多元。
领导干部“告老还乡”要注意避免的是：
一、利用自己的影响左右家乡的政局；
二、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家乡谋取不正当利益，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三、在农村为自己谋了一份非农业不该有的营生。
这件事如果条件成熟后实施，会是一次惠及多方面、影响深远的大事。

郑州工人

ゾ莫言レ

赞！

想念你的嗳

浮云

方丈 要 告老还乡吗？？？

看破红尘

这个建议提的好！

看破红尘

大力支持，如果真的这样，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