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登封的文物古迹谈谈中国金石学的学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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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超[ 作者简介：赵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府三、登封县条下简要总结了登封一地名称的历史沿革：“古阳城也。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即此。……汉置崇高县于此，属颍川县。东汉省入阳城县。后魏析置堙阳县。东魏又于县置中川郡。后周郡废。隋改县曰武林……大业初改曰嵩阳。（唐）登封元年改今名。”《旧唐书·则天皇后传》记载：“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岳，……丁亥，禅于少室山。”由此可以看出登封的名字就来源于武则天登山祭祀上天的盛大典礼，表现作为天下之中的登封市具有何等悠久的历史。
        在它境内，中岳嵩山巍然屹立在华夏大地的中央。拱卫在嵩山周边的河洛平原，自远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所在。历史悠久的华夏古文明在这里诞生、发展、成长，蔚为大观。进入文明社会后，众多的王朝政权从这里建立、壮大，进而统一四海。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开始，这里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环绕在嵩山周围的众多历代古都与历史文化名城，象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在历史上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都与嵩山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又给这座雄伟的山峰增添了丰富的历史人文遗存，使嵩山成为我国古代文物精华汇萃的宝地。
        登封市恰逢其胜，位于嵩山脚下，与嵩山有关的著名文物古迹，多见于此。森列骈立的历代著名石刻就是其中最具特色，极富文物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虽然历经沧桑，但仍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它们应该是展示登封市独特的悠久文化历史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最好实证。特别是大量的历代石刻都与在中国古代居民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神山——中岳嵩山具有密切的联系，可以通过它们深入了解古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礼仪制度。据说在嵩山发现的武则天祭天金简反映出武周时期在这里进行过向天帝祈福的仪式。通过嵩山表达希冀天人合一的愿望。而这种传承悠久的宗教信仰与在中国历史上弥足重要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一脉相通，可以说是融化在了世世代代华夏子孙的血脉中。因此，它们在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这批石刻珍宝中，首先要提到著名的汉代三阙，即《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它们是中国汉代石阙中最有名的三组建筑，上面刻有建阙人物的题名与精美的画像。《太室阙》铭中记载，该阙建造于东汉元初五年，是当时的阳城县长吕常发起制作的嵩山山神庙宇的神道大门，铭中歌颂嵩山兴云布雨，抚育万物，表达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祈望。与之相配的中岳庙，据说始建于秦代，称太室祠。汉武帝巡游嵩山时，命令加以扩建。北魏时期改称中岳庙，至今庙宇中还保存有北魏以来历代帝王贵族树立的名碑《中岳嵩高灵庙之碑》等百余件。如北魏太安二年《中岳嵩高灵庙之碑》，记录了北魏太武帝封寇谦之为天师，大兴道教，并由于寇谦之在嵩山隐居，特地建庙祭祀。而后由于旧祠毁坏，北魏文成帝又再次命令兴建新祠。铭文中大力歌颂了：“造化之功建而三材之道显，然后天人之际粲然著名”。这件碑刻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效法自然的思想底蕴，也说明了嵩山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自寇谦之以后，嵩山一直是道教的重要基地之一。隋唐时期建立的嵩阳观，原为北魏嵩阳寺，是唐代道教的重要寺观，现在还保存在这里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极其雄伟壮观，为著名唐代书法家徐浩所书，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撰文，记载唐天宝年间方士在嵩阳观内炼丹献给皇帝的神异。历来的金石学者都通过这件碑刻痛斥唐玄宗被李林甫迷惑，沉溺于享乐，荒废国事，造成安史之乱的荒淫之举。但同时它也显示了嵩阳观在唐代的至高地位与道教思想在当时的重大影响。表现嵩山在唐代重要地位的石刻还有散布山间的摩崖石刻，如嵩山平乐涧的石淙众刻，刻在石淙潭水旁的山崖上，共十七首诗作，表现了武则天于周久视元年在这里大宴群臣，观赏秋景，游玩赋诗的盛大活动。名山胜景，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明媚的山川秀色相互辉映，正是给予人们传统文化体验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妙佳境。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号称三教合一，离不开汉化佛教的加入。恰巧，这里还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地。例如著名的少林寺，南北朝时期，菩提达摩在这里创建禅宗，形成了汉化佛教的主流。作为中原著名的佛教圣地，少林寺中保存下了从唐代以来的众多石刻，如李世民给少林寺的教令碑与历代僧人塔铭等。嵩山嵩灵寺也是建于北魏正光元年的古老佛教寺院，里面保留了中国最古老的砖砌佛塔——嵩岳寺塔。刘碑寺保留有雕刻精美的北齐天保八年佛教造像碑。还有原在嵩阳寺的《中岳嵩阳寺碑》、《嵩阳寺伦统碑》等著名碑刻。这大量的历代碑刻也早已脍炙人口。早在宋代金石学初兴时期，这里的碑刻就已经是金石收藏家们必得的珍品了。以后的历代重要金石著作，如在《集古录》、《石墨镌华》、《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等著名集录中，嵩山石刻都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清代的金石学者黄易还曾经亲自到这里寻访石刻，编著了《嵩洛访碑图册》、《嵩麓访碑记》等专著，叶封也著有《嵩阳石刻集记》，专门记录了部分嵩山地区的碑石。近年来，又有登封市文物工作者精心编撰的《嵩阳石刻叙录与研究》，将这一地区的古代石刻资料做了详细的汇集与说明。
        但是，如此丰富精彩的古代石刻文物资料，在宣传上似乎还不够普及。对于它们的史料内涵、文化背景与重要意义的研究与讨论也不是很多。因此，这些宝贵资料的价值就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觉得，这与作为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金石学之学术作用未得到重视与发挥具有很大关系。
        中国金石学是传统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古代的经学、史学、文学……，甚至与佛学道教等古代宗教史学密切相连的一个实证学科。金石学的兴起，曾经推动了在中国学术史上颇为重要的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发展，也曾经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声。就现在可见的历代金石著录来看，清代的金石学已经发展到极盛。有关的金石著作发展为包括金石目录、图录、文例、题跋考释、金石资料汇编、地方金石志等多种门类的庞大专科文献集成，在中国古代史料宝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在现在的所谓国学热中，却很少有人提到金石学，似乎忽视了金石学这一学科在国学研究中的重大历史作用，这是十分令人费解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倡实证、寻求真理的精神，突出表现在金石学的研究方法中。比如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中，金石学研究就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体现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重要方面。至今学术界仍然高度肯定“乾嘉学派”的学术考证方法，就是因为它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精神与古今中外一切科学研究的精髓一脉相通，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所在。这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
        了解清代学术史的人都会知道：乾嘉学者们大都是在金石研究中成就斐然的名家，他们对于各地金石材料的搜集传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些金石方面的研究也促成了他们在经籍小学与史学等方面的重要成就。可见保护研究一地的古代金石资料与成就学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地都不约而同地把石材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制作了多种多样、数以万计的石刻。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尤其是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华夏古国，使用石刻的历史达数千年之久，现在仍然存世的历代石刻数以万计，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古代文物中的一大重镇，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方近代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起点，主要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欧洲思想界对古代历史原貌的探讨和对自然万物的研求。与此不同，中国古代的金石学在思想本源上来自儒家传统的师古、好古之风，在实际形成中源于士大夫阶层私人的古物收藏风习。因此在其早期的学科架构、研究范围、学科目的与具体学术运作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与不足。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与收藏情况，除青铜器、玉器、砖瓦、玺印、货币等小型器物外，碑志石刻等大型器物大多只能收藏手工制作的拓片。因此，现在看到的最早的金石著作——宋代金石学著作基本上都是个人收藏的藏品目录、题跋等。由于个人收藏的侧重点不同，研究目的不同，这些著作往往以介绍个人所有及所见的藏品为主，也就造成各种金石著录的体例因人而异，不尽一致。
        明代的金石学并不太兴盛，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类金石例著作，这是与当时文人科举考试和文学写作的实际需求相关的。清代则是金石学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古代石刻方面，大量的石刻材料被发现与汇集著录，出现了多种收录丰富的大型金石著录，如《金石萃编》一类的重要文献。更有大量地方志中的专项金石志，对于各地的古代金石材料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这种状况与清代社会的政治形态、学术走向以及官僚集团的学术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一些在儒学上颇有成就，笃爱金石学的高级官员，如阮元、毕沅、端方等等，不仅自己大力收藏，而且通过自己的权力进行一些官方性质的金石调查汇集工作，从而使金石收藏与研究著录蔚然成风。随着具体的实地考察工作出现，著录中也开始注意记录石刻实物的外部形态尺寸、所在地点、时代、碑首、碑额、撰者、书者、书体、字径、镌刻者等等有关信息，使之所反映的古代文化信息越来越充实。民国时期，金石著作主要有地方志中的金石志和各种专项图录汇编等。这时，延续上千年的古代铭刻材料汇编形式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以往将各种不同门类的铭刻材料统称为金石材料，共同汇编成书的作法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各个门类独自成编的专项著录。随着现代考古学与照相印刷新技术的传入，在编集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改进的新铭刻资料汇编大量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新研究思想的发展。例如《殷墟书契蒨华》、《两周金文辞大系》、《汉石经集存》、《流沙坠简》等在中国学术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专著，都是金石学发展到新历史阶段的应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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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石学盛行的时期，不仅收藏研究金石资料是社会上大受推崇的文人雅事，而且保护珍藏古代金石文物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共识。一件重要的古代石刻会成为民族精神与国家历史的代表，聚集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清代末年，陕西民众群起保护重要的文物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一个代表例证。民国期间编纂的《续修陕西通志稿·金石志》景教流行中国碑条下按语记载：“清季有西人访得此碑，依式模刻，以重贿赂僧，欲以新刻者易原碑。僧大骇，鸣诸官而止。且以城外，难于防护，乃移至碑林。”使得这件被西方人士称作世界四大名碑之首的重要石刻免于被盗运出国的厄运。
        由此可见，金石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学术的重大发展变化，而且对于保护中国古代文物，普及历史知识，深化历史研究水平与地方史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对于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增强爱国意识也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盛世重收藏”是现代很多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确实，当前迅速增长的经济财富与安定的生活环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收藏大军，对于古代文物的珍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与之相当不适应的文物盗掘破坏、造假制伪等恶劣行为。大量真正宝贵的历史文物反而往往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缺乏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这只能归结为当前人们只把收藏当做一种财富投机而不是文化享受的错误认识。而社会上种种媒体舆论的错误导向正起着给这种错误思潮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古代金石学的实践来看，当时人们并不是仅仅把金石文物当做财产，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加以珍视。人们更看重的是它们传递的文化信息，更看重的是通过学习、研究这些文化信息使自己的学识、素质得到提高，得到无上的精神升华与文明享受。这也正是金石学学术中通过考察、搜集、保护、收藏与研究一系列学术活动所要达到的一种目的。而这正应该是我们当前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的。因此，在面对着丰富的文物宝藏时，我们就不仅要考虑如何尽善尽美地保护它，更要考虑如何全面完美地宣传它，研究它，充分发挥它的文化内涵。让人们都能像熟悉自己家中的物品一样熟悉它、珍视它。试想一下，如果每一个登封人都能如数家珍一般地了解、介绍登封的各种文物，这会产生多么大的文化辐射效应，在开展有关的文化历史旅游、文化衍生产品等经济事业中带来的相应经济效益自不待言。
        当然，中国金石学有关的学术研究也应该大力革新，加强普及，结合当前国学普及发展的新形势，“达到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是一枝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在抛弃自身糟粕，汲取异质文化营养之后的自新和升华。”
        最后还要大力呼吁一下，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为了保护五千年历史的古代文明，请大家多多关注中国古代石刻的保护。近年来，我曾到过多个省市实地考察。对于中国古代石刻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随着这种了解的加深，也越来越为古代石刻的现状担忧。由于石刻普遍体积较大，沉重难移，现在对石刻大多是露天原地保存，即使是收藏到博物馆的石刻，也多在露天或四面敞开的碑廊内存放。对它的保护与利用极为不便。人为破坏常有发生。特别是近来由于空气污染的日趋严重，对石刻的腐蚀十分惊人，很多重要古代石刻的表面风化，发酥，文字、纹饰已经模糊不清，面临着完全消失的险情。而石刻上的文字、纹饰一旦消失，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它的学术价值与文物价值。作为文物大家的河南省，特别是登封市，具有如此之多的重要石刻文物，更应该时时刻刻注意对它们的科学保护工作，保护好自己最可珍视的历史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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