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为何成为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战争枢纽？

悟空

夏商周三代，今河南郑州地区成为了战争枢纽。《史记·周本纪》引《括地志》曰，“郑州管城县外城，古管国城也，周武王弟叔鲜所封”。“管”又称“关”，受封此地的管叔也叫“关叔”。《墨子》称，“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历史学者宋杰所著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一书的修订版。宋杰退休前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兵争要地、攻守战略。《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这本书是中国古代历史、军事史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佳作，全书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至南宋各时期重大战争所涉及的主要军事要点，包括韦、阑、管所在的今河南郑州地区，敖仓、汉中、濡须、合肥、河阳、襄阳等枢纽地区进行了详细研讨，根据地形地理再辅以史料记载更为细密地探讨历史上的战争策略、部署、路线等，从而让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古代历史进程。



根据考古发掘，郑州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多个原始村落遗址。到了龙山文化阶段，中原各部落集团间的战争越演越烈。传说中的西方部族首领黄帝率众东进时，也在郑州地区长期活动——黄帝号“有熊氏”，曾“居有熊”。《史记》对此的解释是，“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夏朝建国之际，禹、启曾与有扈氏在郑州附近的甘大战。《庄子》、《墨子》、《吕氏春秋》、《史记》对此都有记录。杜预注《春秋》“盟于扈”条曰：“扈，郑地，在荥阳卷县西北”。夏族和有扈氏激战的“甘”，经史学界考证，应当在今郑州市以西的古荥甘之泽和甘水沿岸。



之所以甘地在夏朝之初成为兵戈屡动的战场，《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书中指出，这与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及郑州地区在战略上的价值有密切联系。从文明发展的程度，以及地理上来看，当时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人口密集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太行山脉和豫西山地丘陵的东端为界，分成西方和东方两大区域，前者的代表是黄帝、炎帝，而后者则是东夷的少昊氏、蚩尤、太昊氏等部族，后来衍生出商族。郑州地区成为两大部族联盟之间的交锋地带。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书中进一步解释说，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东夷两大集团组成了前国家的联合体，先后推举了尧、舜、禹为最高首脑，其他部族酋长如皋陶、伯益、契、弃等担任各种官职。禹当政时，势力进一步扩充，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这就引起了东夷集团中以伯益为首领的少昊氏部族的反对。郑州是东方、西方两大区域交界的边缘，南通陈、蔡，北临黄河延津渡口，西对天险雄关虎牢关，东边就是黄淮平原，为四通五达之衢。从地貌上分析，秦岭从陕西南部伸入河南，高度降低，山势变缓，呈扫帚状发散出伏牛山、崤山等数支山脉，郑州则处于这一山脉体系与黄淮平原的交界，利于对战。



夏启死后，即位的泰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被东夷有穷氏打败，以至于亡国几十年。有穷氏首领后羿、寒浞代夏期间，继续与夏族斗争。后来少康复国，才恢复了夏朝的统治。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书中引用王国维的考证指出，商汤起兵灭夏前，居于毫地，即今天的山东曹县。商汤伐夏，攻下的韦地等要塞，也位于郑州附近。商朝建立后，尽管在黄河以北建立都城，但郑州地区“阑”仍是军事重镇。“阑”就是后面的“管”，也成为了武王伐纣攻取的要地，以确保主力部队奔赴牧野与商军决战时，前者的侧翼和后方得到保护。武王克商后的第八日，就赶到管邑，封赏功臣，将管和附近的蔡封给了管叔、蔡叔，以监视商族遗民。



此后，在周公东征平叛后，在洛邑建造大城，设宗庙、建明堂、迁九鼎、驻防重兵“成周八师”，天子定期到此接受东方诸侯的朝觐述职。管邑的地位相对衰落。一直到西周末年，郑桓公率领属民东迁到了新郑，才使得郑州地区得以重建——郑国、郑州地区，也将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再现频繁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