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僧跋陀

大话嵩山

     跋陀，或音译为佛陀，僧迦佛陀，意译为觉者，本是天竺（今印度）人，是嵩山少林寺的开创者和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
    据说，跋陀早年在天竺时，性喜守静习禅与同伴五人相随出家修行。他一面学习禅观之法，一面云游各地。其他五人都已成正果，唯有他无所收获，跋陀勤劳励节，还是无济无事，为此他自怨自艾，甚至想用自杀来了却此生。已得道的一位同伴劝他说：“修道要靠机缘，时机到了，自有成果。我看你与中国有缘，我们还是到中国等待机缘吧。”跋陀便与这位道友一同游历，他们先是西行，甚至到过“拂林国”（即东罗马帝国）。接着，他们又沿着丝绸之路东行，经过西域诸国，大约在北魏孝文帝元宏“亲政”的太和十四年（490年）前后到达佛法兴隆的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北魏自孝文帝时，禅法大行，一般僧人都以禅诵为务。跋陀精于禅法，正投合了北魏当时的社会习尚，因此，跋陀深受孝文帝的敬重。孝文帝特地为跋陀立禅林，凿石为龛（即和尚修禅的石窟），让他结徒修禅。并且修行所需的一切用品都由国家供给。跋陀在平城修行一段时间后，禅法更加精进，禅定时常常出现一些人们难以理解的神异现象，道俗都认为这是他道行高深而产生的徵应。据说，平城城内有一位姓康的富户，家财百万，崇重佛法，专门为跋陀造了一所小禅院，让他居住进去静修禅业。有一次，孩子们从门缝看见跋陀静修的室内似乎起了火，惊慌地报告了康家主人。但当康家大小赶去时，却只看见跋陀在室内潜心坐禅，康家老少惊奇赞叹，都以为跋陀已经得道成佛。消息迅速遍远近城乡，跋陀由此声名大噪，誉动朝野。
    后来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迁都洛阳，跋陀也同行至洛。
    孝文帝在洛阳为跋陀设立了“静院”，以供他禅修。但跋陀不适应洛阳城中的热闹忙乱气氛，再加上他性爱幽处，因此便常常到洛阳城东面的中岳嵩山，在密林幽谷中独处流连。孝文帝尊重跋陀的意愿，下诏有司在嵩岳择地为他建筑一寺院，由官府供给衣食。跋陀把寺址选在嵩岳之少室山阴，亲自加以规划经营。寺建成后，即有名的少林寺，跋陀自任寺主。
    天下禅僧听说跋陀禅师在嵩山立少林寺供授禅法，纷纷慕名而至参拜受业。于是少林寺禅众常满数百。跋陀在少林寺一面教弟子们坐禅，一面翻译佛经，先后翻译出了《华严》、《涅磐》、《维摩》等经。他还在宣武帝正始五年（508年，这年八月改年号为“永平”）先后安排中印度高僧勒拿摩提和北印度高僧菩提流支在少林寺译经。少林寺成为当时的禅学中心。
    跋陀在少林寺所传的禅法是传统的印度禅法，也叫“三藏心法”。它要求修禅者既要诵读佛教的经、律、论这“三藏”，也要潜心坐禅。其核心即以“四念处”“五停心”为内容的止观法。跋陀的“五停心”是指用五种方法去治五种心病，借以停止内心的贪欲等五种过患，五停心观分别是：不净观(即观内外境界之不净相，观治贪欲过患，而停止其心)，慈悲观（即观人与人之间亲亲怨怨之可怜憨相，对治嗔欲表过患，而停止其心），因缘观（即观万事万物皆由因缘所致，无我体我相，无作者受者，对治愚痴过患，而停止其心），界差别观（即观地、火、水、风、空、识六界，对治我慢过患而停止其心），持息念观（即念持出入息，令以息相依，对治散乱过患，而停止其心）。其中特别强调修“不净观”和“持息念”的重要性，因为“贪爱”及“散乱”是修禅的大敌。
    修习了“五停心”、心便得定，则应进一步修心“回念处”，即身念，受念，心念及法念。据《大般涅磐经》，这四念处就是要求修禅者认识到“自身不净”，“所受为苦”，“心实无常”，“诸法无我”的大道理，从世俗观念的牢笼中解脱出来。
    跋陀对少林禅众加以妥善的组织和指导。每年愿的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僧人要进行为期三个月“夏坐”。这期间，跋陀及各僧比丘都闭门谢客，专心坐禅、诵经、写经、诵戒本等，这是僧伽必修的斋期。七月十五日这天是“自恣日”。这一天，益伽集会，每会僧人都须面对众僧检讨自己违法犯戒律的行为。这是僧人们的年终大会，而从七月十六日起，又是新的一年了。
    跋陀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少林寺建立了稳定的寺产，开辟了多种经济来源，保证禅众有吃有穿，无后顾之忧。他在少林寺初创时期做出的周密安排，日后成为少林寺的优良传统。
    跋陀非常注重物色合适的传法对象。太和二十年（498年）四月初，跋陀到洛阳城去参访。在天街信步漫游时，发现了一个在井栏上踢毽子玩的童子，认为他有学佛法的天赋。在征得童子及其家长同意之后，跋陀便将这童子带回少林寺，为他剃度，取法名慧光。慧光聪明颖悟，后来在禅学、《地论》、《四分律》学诸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是驰誉北朝的一代名僧。
    跋陀又让弟子道房剃度了僧稠，教其禅法，后来僧稠在禅学上的修养达到极高的水平。跋陀曾称赞的他说：“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并传授给他更深的禅门奥秘，使僧稠的禅法更加提高，历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独步一时，备受帝王和道俗的尊崇。佛陀所传禅学，通过僧稠而盛行于魏齐之世。
    在跋陀大弘禅法之前，北朝的许多禅僧，往往不明经义，徒事修持。甚至有人把修禅与义学对立起来，用极端的态度排斥并企图废除讲论经义之道。跋陀反对这样的做法。他所行的禅学，本身是有理论用指导的，他于修禅之外也重视义学的阐扬。他以禅师而兼习《地论》，不少《地论》师则兼习禅法，实际上都有定（禅定），慧（义解）双修的倾向。他们的作法，开风气之先，对于北魏末年北方义学兴盛，中国僧人走上定、慧双修，禅智兼弘的道路，是有促进作用的。
    跋陀晚年，仍住在少林寺。但不再参与僧伽活动，也不再传法授徒。他嘱咐徒众们互相学习，自相成业。他们自己则移住到寺外一间小屋子里，独自静修静养。据说，跋陀常常觉得有一善神伴随他、守护他。他因此对弟子们说：“此少林精舍，有特别的神灵护卫着，它立寺之后，将永不消失！”临终前，跋陀还在屋门上墙壁上亲手画了善神之像。据记载，直到九世纪，这善神之像还保存着。
    跋陀在绘画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他所画的“佛林国人物图”、“器物样”及“外国兽图”，一直流传至唐末。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五月，徽王府在少林寺山门外东侧捐造了一座石碑坊。在石碑内侧的横额刻写“跋陀开创”四字，对跋陀的开创之功德给予了肯定。今人温玉成，一位有名的佛教考古学家，他在自己的《少林访古》一书中为这个横额补写了一副对联“生在天竺，漫游西域奔平城；禅传震旦，随帝南迁寓少林”。这副对联全面地概括了跋陀的一生。
    有关跋陀的史料主要有《魏书·释老志》、《续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另外还散见于慧立、颜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完成于688年），裴崔《皇唐嵩岳少林寺碑》（728年立），靖彰《大唐中岳永泰寺碑并序》（752年立）及张彦元《历代名画记》（完成于84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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