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名镇名街

心情寂寞

洪洞移民与滹沱?
                  ——“滹沱”村名由来考
                                  王欣淼?
近年新发现滹沱村古村落群?
“滹沱”查阅国内部分典籍，发现有百余处名为“滹沱”（音同滹沱）的记载。据近年编印《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河南省行政区划资料》及省民政厅区划地名档案室地名汇集的资料，仅河南省就有80多处，分布31个县（市）的45个乡镇，郑州市区县（市有9处）。搜集互处。笔者走访周边县市（市）又发现滹沱村4处。这么多叫滹沱村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地名文化课题。?
创建滹沱村的时代背景?
明洪武定都南京，正在对元决战，之前北方有些少数民族多次南犯，中原是必争之地，成为了遭受战乱、瘟疫和外逃重点，人口所剩无几，良田荒芜。明帝对这些地方急需增加人口， 展生产，以应战争之需和百姓生活。时因山西处于战乱之后方，相对人口较多，洪武帝便采取了迁民政策。?
据《河南通鉴》载，从洪武二年开始，历经50年13次69县，迁出地有冀、鲁、辽、陕、甘、皖、苏、内蒙，特别是中原河南。第十九届中国洪洞大槐树祭祖节组委会公布数字，移民百余万赴18个省498个县。河南省有十分之九祖先从洪洞迁来，至今仍广泛流传有“若问家乡是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歌说，移民足小指外边有小指甲和双手背靠，是山西人遗传。按明朝规定的迁出之民，对故土难舍难离，一步三回首，思念家乡，千里跋涉，扶老携幼，肩挑背扛生活艰苦，迫切需要稳定迁民时势，慰抚移民思旧情切。时势造英雄，移民中关心公益有识之士，相约谋划，经争议，否定了以滹沱河名建滹沱村，最后决定以滹沱河造字滹沱建村，纪念山西故乡，得到移民欣然认同。迁到河南省汜水镇滹沱村，移民建滹沱寺院，对造字滹沱村名之士尊神供奉。见《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荥阳市汜水镇滹沱村由来“传说本村有一座滹沱寺院，因此建村。”?
建滹沱村有多种因素，有几户都是移民，可以建滹沱村，原有村小，迁入移民后来改成滹沱村，迁进集镇不能改变原来地名，所以都是滹沱村，没有滹沱镇，滹沱村相近或较集中的，分别如李、陈、张等姓氏加大、小、前、后等，于村名滹沱之前或其后，以示村名区别。这一现实事例是考证资料。?
滹沱村是移民在特定环境中自发创造，没能进入字典，所以滹沱村由来及滹沱出处完整资料已经失传。?
滹沱地名没有载进字典?
过去社会贫穷文化落后，字典缺少，人们思想保守，因此滹沱村名有幸传承到建国初期。新社会的发展进步快速，多种字、词典广泛普及，成为规范字词的权威工具书，因查不到滹沱地名，多用滹沱等谐音字代换，滹沱村名，濒临消失！?
寻找移民先祖，谋划造字滹沱及其村名由来的思路，继承其建村纪念山西故乡之遗愿，是移民后裔应有的历史职责，因此考证于后：?
滹沱村名洪洞移民代代传承?
笔者关注家乡君召乡大滹沱村名，目睹了传承滹沱村名被近年被编造的滹沱等多谐音村名改变。滹沱村名五六百年中留存在村民记忆里，记载于家谱、碑刻及方志上。清乾隆丁未年《登封县志》地名篇章中有滹沱村名，建国初期报刊杂志上有载。至今，笔者存有1964年11月25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有渑池县城关公社滹沱大队抓生产消息，笔者走访周边四县市滹沱村，村民都说，原村名是滹沱，终因不知滹沱村而失传，各字典均无收录滹沱村地名。近年电脑广泛利用，滹沱二字在其字库中没有收录，为日常写字及行文方便，凡涉及到“滹沱”村名，都用滹沱村名替代。为什么编造滹沱等村名替代滹沱村名？是因为滹沱与滹沱首先读音谐同，又有“〓、沱”结构相同，字形相似等内在关联。?
总之，本文在以下考证中，凡涉及滹沱村名，均应明确知道这是改换了传承的“滹沱”村名。滹沱二字，形体整齐，简明、易读、易写、易记，其意义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也是其先民们在山西大规模移民时势中所创造。代换的滹沱村名不能表达滹沱村丰富内涵，已为祖所不取。?
探索〓〓村名的初步由来?
初步探索“明初山西移民建〓〓村纪念故乡”的〓〓村由来，因缺少〓〓村名出处，尚不完善。所以见到〓〓村名而不知关联故乡山西，〓〓村与山西关联就成为滹沱出处核心。?
移民先祖谋划造字建村纪念山西故乡思路：以河名滹沱造字村名〓〓。采用中介搭桥方法，打通〓〓村与山西关联。以〓〓谐音，和“〓”“沱”结构，加“雨”头造字〓〓。〓〓与滹沱读音谐同，有相同“〓”“沱”字形相似，“滹沱”两字上面同加平列两个“雨”头，相形河流，〓〓与滹沱有内在关联，见到〓〓村名即联想到滹沱河，也想到山西故乡，〓〓出处得到破解。整合〓〓村由来是：洪洞移民，以滹沱河造字〓〓村名来自滹沱河名，是明初山西移民为纪念故乡而创造，考证〓〓村由来，论据真实，连锁互动，水落石出。?
分布广阔地域百余的〓〓村，是移民历史的一座座纪念碑，它就像一枚深烙在民族历史上的印记，抹不去，擦不掉，也不该抹去、擦掉。?
〓〓收进字典是保护的根本措施?
过去社会贫穷，文化落后，交通、信息闭塞，滹沱村小村庄处于行政区划最低层，因此局限未能收进字典，人们的思想封闭保守滹沱村名得到代代传承直到建国初期。1964年河南日报有一则报道〓〓大队生产消息（收存）。?
新社会发展进步，文化建设普及，字典成为离不开的工具书，字典查不到〓〓村名，涉及〓〓村，只得改用谐音字名代换。笔者家乡大〓〓村，离休后关心村名变换。在优越的社会环境中，对〓〓村由来的出处进行了长期查找和考证，多次到民政厅、行政区划等相关部门查阅，并交付查阅费1500元，历时十多天，又走访4个周边市、县，在联网影视中搜集，共发现有近百处，河南有80多处，持续探索考证十多年执着追求初成。?
考证中发现三个问题，请求字典解决。（1）明初洪洞移民为纪念故乡创造了滹沱村，这是对中华民族进展特定时期历史大事件用〓〓地名的文字记载。〓〓地名的消失，致使明初移民历史事件成为一项空白，失去了一项重要的地名历史文化遗产。〓〓村名面临消失，补进字典得到抢救刻不容缓。（2）创造〓〓村名来自滹沱河，滹沱河是山西标志，以滹沱读音和〓、沱结构“雨”头三个相同，是三个内在关联。见到〓〓村联想滹沱河，即联想到山西故乡。〓〓二字，字体整齐，易读易记，是汉语文字中奇葩，收进字典流传历史。（3）〓〓村遍布各地，每一〓〓村都有谐音村名，一部新出版的市志中，大〓〓村有滹沱、呼沱、〓沱三种谐音村名。用字混乱如此，只有收进字典方能得到规范。?
〓〓收进字典方可是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历史流传?
热爱考古的王昭渠先生说：据记载，2007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已将地名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保存着人民对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有的认识和思考方式，记录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然而，由于社会上对地名文化缺乏认知，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这些年来，对古老地名随意更改和废止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有屡禁不止之势。诚然改变、废弃古老地名，在当时背景下虽有一定道理，但将其放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看，则极少有合理性，以其实质上看会造成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严重破坏。地名语句的含义，是对地理实体的专指，它揭示了地理实体的历史沿革和语源文化，地名一旦更改或消失，其“专指”功能顿消。抢救和保护我国地名文化遗产十分重要，十分迫切。所以，现“滹沱”应改正为原“〓〓”，正本清源，当还历史原貌，给广大村民以明白，应是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所在，亦应责无旁贷地摆上其议事日程。尽快予以更正并发文公布，以正视听。果如此，〓〓村幸！〓〓民幸！则中国汉文化亦幸！则善莫大焉！?
禹都阳城
                          钟岳
    禹都阳城——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背依王岭尖，面对颍河，东临五渡河，处于五渡河注入颍河的夹角地带。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谷地上，是颍河流经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王城岗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为主，兼有裴李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遗址面积5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平均厚2米左右，最深处可达9米 。遗址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晚期的两座小城堡以及奠基坑、窖穴、灰坑等遗迹，还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多为砂质或泥质，灰陶较多，此外还有棕陶和黑陶等。1988年，王城岗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王城岗遗址的发现  
    王城岗遗址约在公元前2469年-公元前1543年之间，共分为五期，属于新石器时期河南龙山文化城址，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龙山时代的城址及当时的社会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被视为我国当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古本《竹书纪年》云：“夏后氏，禹居阳城。”《世本》载：“禹都阳城。”马世之先生认为，从地名上讲，“王城岗”具有赫赫“王”字的桂冠；从地望上看，该遗址同传说中“阳城”的方位近似。因而不少学者便以为夏禹所居或建都之地等，非王城岗莫属。  
    《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也。”《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周本纪》集解引韦昭曰：“禹都阳城，伊洛所近也。”《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礼记·缁衣》孔疏引《汲冢古文》：“禹都阳城。”《后汉书·郡国志二》注引与《汲冢书》同。《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根据文献记载，禹都阳城，古无异说。但对阳城的具体位置，却一直存在分歧，有山西说，有河南说，河南说又有登封说、濮阳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说，禹都阳城有几种学说，河南登封王城岗是理由最充分的一个。探讨禹都阳城，对研究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方燕明先生说：“王城岗遗址的考古调查与挖掘，是中国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缩影。”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一带以及山西南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从先秦古籍中找出有关夏代并包含地名的史料约80条，除去重复，剩下约70条。他探索的结果，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关注：一是洛阳平原，尤其是颍水谷地上游登封、禹州一带；二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禹居阳城”、“禹都阳城”文献有载，但阳城在河南的有两说，在山西的也有两说，而《史记·郑世家》与《六国表》记有韩文侯二年（公元前385年）“韩伐郑，取阳城”。这一有明确记载的事件，不仅时代最早，也把阳城框定在了登封一带。据此，徐旭生先生认为，登封告成镇的古阳城，“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也是较正确的说法”。由此，徐旭生拉开了中国考古调查“夏墟”、考古学研究夏文化的序幕，并于1959年夏，亲赴豫西4县作“夏墟”的考古调查，第一个目标是颍川阳城，即河南省登封告成镇。结果在告成镇西南约 1公里处发现了王城岗遗址，内涵有仰韶、龙山和洛阳东干沟遗址类型的文化遗物，调查的初步报告公布以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注意，当时称之为“八方遗址”。  
    1975年－1981年，安金槐先生在八方王城岗遗址主持考古挖掘。当时，北京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等考古专业也组织学生在此进行实习，这次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八方遗址”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的东西并列的城址（现称之为“小城”）、青铜器残片、文字和10多个奠基坑等，其中最多的一个坑里埋有七八个人，这些重要发现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等王城岗遗址的发掘者提出，这里极有可能是禹都阳城，理由是王城岗所处的位置恰恰与文献上所记载的禹都阳城在“嵩山之阳，箕山之阴”相吻合，这里是1949年以来确认的第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14C测定年代距今4000±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正与历史上夏文化的开始年代相近。于是，按照当地百姓的习惯称谓，将其命名为“王城岗遗址”。同时，又在告成镇的东北部调查并试掘了一座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阳城”。 在城内外发掘的许多战国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体陶文戳记，表明东周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为禹都阳城在王城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旁证。王城岗古城址的发现后， 1977年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了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王城岗古城的发现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使之成为探索夏文化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王城岗小城  
    王城岗小城有东西两座，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两城所在的地势是西城高于东城。据测量，西城城墙的基础槽比东城城墙的基础槽高2米左右，说明筑城时东城的地面就低于西城的地面。现在东城的地势是西部高，由西向东逐渐低下，直至五渡河西岸的断崖处。可能正是由于东城的原来地势比较低，而且城的东面又紧靠五渡河，所以东城的东部，绝大部分很可能已被河水冲毁。  
   东城仅残存有南城墙西段和西城墙南段相交处的东南城角部分，所剩只是城角的城墙基础槽和槽内的一部分夯土层，墙体已不可寻觅。在有的探沟中发现，甚至连墙的基础槽也几乎损毁殆尽。通过对城墙的钻探和发掘获知：南城墙西段残长约30米，西城墙南段残长约65米，南城墙与西城墙相交处的角度为88度，近乎直角。东城的方向以西城墙测知为北偏东15度。该城角的建筑形制内角为凹弧形，外角呈凸圆形，向外突出2米左右，似为城角的“马面”设施。由于残存遗迹太少，整个东城的大小已无法测知。但是，从原来五渡河故道的东河岸和现今五渡河的东河岸之间相距就有300多米的态势来看，可知五渡河的河床曾由东向西移动了200多米左右，说明东城原来的范围应当是相当大的，只是由于五渡河河道的向西移动，冲毁了城东部的部分，致成现存情况。
    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河流与山洪冲毁后修筑的，所以利用了东城的西墙作为东墙，由此才出现两城共有一墙的现象。西城的北墙东段、中段及东墙的北段大部分被西北部王岭尖下来的山洪冲毁无存，而西墙、南墙和北墙西段的城墙基础槽和槽内的夯土层，尚或多或少地有所保留。因此，西城的南墙长为82.4米，西墙长为92米，北墙西段的残存长度为29米。整个西城呈每边长约90多米的正方形，城内面积近10000平方米。西墙的走向为北偏西5度，南墙、北墙的走向大致为北偏东85度，因此，西城的西南城角和西北城角基本成直角。据实测，西墙与南墙相交处的角度为90度，呈直角相接；西城墙与北城墙相交处的角度为89度，也近似直角。西城西南城角的建筑形制与东城西南角相同，也是内角呈凹弧形，外角呈凸圆形，凸出城墙3.68米，似为城角外的“马面”设施。西北城角夯土层损毁严重，从残存的角形看，其建筑形制也是内角呈凹弧形，外角为凸圆形，凸出城墙2米左右。西城的南墙东端与东城南墙相接处有一段长近10米的缺口，似为西城的南城门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城内的中西部较高处和东北部一带，发现一些断断续续的夯土基址遗存，其中以中西部较高处的遗存分布较多较密。这些遗存均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由于受到后来人们活动的损毁破坏，所以残存的只是一些填埋有人骨架与人骨的夯土奠基坑、夯土坑和看不出形制的夯土残片。所谓奠基坑，是指被压在建筑基础下面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种遗迹。在这种坑内的夯土层之间或夯土层底部下面，多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完整骨架或被肢解的头骨、肢骨与盆骨。王城岗遗址西城内共发掘出13个奠基坑，坑内填埋完整人骨架的数量多者7具，少者1具。如在第一号奠基坑内，发现有儿童和青年的骨架7具。这些人骨架和人骨被填埋在坚硬的夯土层中，很可能与当时对重要建筑用人作为奠基有关。这种在建筑基址下面用人或狗等作为“奠基”的习俗，在以后的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及安阳殷墟的宫殿基址下面都有发现，这种“奠基”的习俗前后持续大约1000余年，并在商代晚期，达到鼎盛阶段。王城岗城址内“奠基”现象的发现，对了解城的性质，有一定的帮助，它至少说明建筑的重要性。  
    王城岗地面夯土建筑基址的形状和大小已无法知道，但通过对西城内夯土坑、奠基坑和夯土残片的发掘，通过其所在范围和距离较近等情况来分析，可以大体勾画出一些夯土建筑基址的轮廓和大小。如把位于城内中西部最高的WT197、T198、T199、T246、T253五个探方内相距较近的夯土坑和夯土残片等夯土遗存的外边线连接起来，可能勾画出一处面积约为150平方米左右呈南北向的长方形，正可看做一处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如果依此勾画方法，在西城内的中西部、中部和东北部等夯土遗存中，还可以勾画出10余处长方形或近长方形大小不一的夯土建筑基址。而那些填埋有完整人骨架的奠基坑，又大都分布在勾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范围之内。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所以，西城内发现的夯土基址遗存应是当时城内的重要建筑基址遗存。
    王城岗小城遗址未发现城墙和城门，但它是一座城址没有疑问。因为城墙虽然未发现，但是由现存的基础槽推断，原来应当有城墙。王城岗城址周长几百米的基础槽是在技术非常落后的条件下挖出的，其工程量十分浩大，基础槽内所填的夯土估计有2000多立方米，其土质为黯红色黏土，并非当地的浅黄色沙壤土，显然是从外地运来的。将如此数量的夯土层层夯筑起来，没有数以万计的工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人们费工费时修建一周宽而深的夯土基础槽干什么用呢？显而易见，完全是为了某种迫切需要而筑起一座牢固的城墙，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就像有房基，必有墙与屋顶，房子容易毁弃，于是留给后人见到的只是房基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既有基础槽，就必然有城墙，城墙可能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被毁掉了。
    西城内发现有大量的灰坑遗迹，这些灰坑的面积多在4平方米以上，底部垫有较平坦的硬土面，由于原来的地表早被破坏，上部建筑情况不明，从现有状况推测，这些灰坑应是当时人们的住室或饲养家畜的窖穴。城内既然住有人，就必然建有出入的城门，这些城门可能建于四周的城墙基槽上，以后随着城墙一起倒塌了，当然这些纯属于推测，如果这些推测不甚可靠的话，那么该城东南角南墙与东墙之间的缺口应是当时人们出入的通道，考古工作者推测它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总之，王城岗所发现的“西城”，既有城墙基槽，又有窖穴遗存，还有出入通道，它是一座城址应是比较明确的。
     三、王城岗大城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王城岗遗址又有新的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其夏代年代学的课题，除了梳理文献中关于夏代的记载，还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碳14测年。鉴于以往的发掘对采集含碳样品注意不够或采集的多非系列含碳样品，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对王城岗遗址重新进行发掘，采集各期可用来测年的含碳样品数十个，对其中11个样品测试并经树轮校正，测出的碳14数据和研究成果已被收录到《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其学术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根据此次发掘及研究成果，将过去安金槐先生所分五期合并为三段：王城岗一段（一、二期）的碳14年代落在公元前2190-2103年之间，取其中间值约为公元前2150年；王城岗二段（三期）的碳14年代落在公元前2132-前2030年之间，取其中间值约为公元前2080年；王城岗三段（四、五期）的碳14年代落在公元前2041-前1965年之间，取中间值约为公元前2003年。王城岗遗址的年代正在夏初前后100多年的范围，其中二段接近夏代始年。由此看来，王城岗对于夏文化研究意义重大，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相继隆重拉开帷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担其中的有关王城岗遗址的课题。2002~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课题组，由刘绪、方燕明主持，在王城岗遗址展开考古工作，发现一座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2004-2005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的聚落形态”课题组（仍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担），通过调查、测绘等一系列工作，对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城址规模和布局等进行研究。两个课题实施的目的一是希望进一步补充和细化“夏商周断代工程”时建立起来的碳14年代标尺，使之更为完善和准确，二是试图从考古角度对王城岗遗址的布局和内涵做出定性和定量的考察，探讨其在当时社会结构体系中所处的聚落等级及地位。这将有助于从考古与文献的结合上对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性质进行判断，以确定王城岗究竟是不是“禹都阳城”。这次新的发现、发掘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资料。其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一是弄清了王城岗遗址的确切范围和面积；二是发现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城墙和城壕，以及城内很多重要的遗迹；三是发现大城城壕打破小城城墙的地层关系；四是从年代和聚落等方面对王城岗遗址都有了新的认识。
     通过对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重新调查，将遗址的面积由过去的40万平方米扩大为50万平方米。其四至范围是：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的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由于面积较大，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和长期研究与保护的需要，考古工作者引入先进的电子仪器，利用飞速发展的技术，对王城岗遗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古调查。     新发现的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350米，复原后长600米，残高0.5-1.2米；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5米、深约5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墙的长度复原为580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135米（复原后长600米）、宽约15米、残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整个大城复原后为580米×600米的近方形城址，其面积据推算有34.8万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在河南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
    在发掘中，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一座。祭祀坑位于大城的北部偏东处，为圆形袋状坑。在坑的北部有一仰身人骨，头北脚南，头骨面向下，似与颈部脱离，左小腿骨与股骨脱离，经鉴定为儿童骨骼，人骨下铺有陶器碎片。祭祀坑对确定王城岗城址的性质有帮助作用。在王城岗遗址中部偏北处W2区发现几处面积大小不一的夯土，其中位于大城北部正中的夯土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厚有1米。这几处夯土基址的形制、年代、结构等情况尚不清楚，但值得期待，至少可表明该遗址的重要性。
    王城岗遗址新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其中以陶器为主。陶器陶质有泥质和夹砂两类，泥质陶稍多，夹砂陶次之。陶色以灰陶居多，亦有少量深灰陶和褐陶。纹饰以篮纹为主，方格纹次之，素面和磨光陶占有不小的比便，绳纹不多。可辩器形有鼎、罐、瓮、甑、折腹盆、斜腹盆、钵形盆、豆、碗、钵等。鼎有4件，皆为夹砂陶、折沿、鼓腹、圜底、三矮足，有篮纹和方格纹两种。罐有3件，均残，夹砂陶，方圆唇、折沿、弧腹。碗为泥质陶，敞口、尖唇、平底、弧腹或斜腹。瓮为泥质陶，圆唇、鼓肩。整体来看，陶器特征与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有所相似。石器有铲、凿、刀等，其中有1件玉石琮磨制较为精致，引人关注。骨器有锥与镞等。
    通过对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动物遗骸的研究，证明当时已经驯养了猪、狗、黄牛、绵羊等动物，获取内食资源的方式已经进入了开发型阶段。通过对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证明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中，除了传统的粟类作物，还有一定数量的稻谷和大豆，表明河南龙山文化居民已由种植粟类作物的单一种植制度逐步转向了包括稻谷和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人类的食物已趋多样化。
    由于长期以来王城岗遗址对研究夏文化的特殊作用，人们对王城岗遗址的新发掘寄予期望，希望能澄清一些未知的谜团。课题组新采集含碳样品55个，建立了更加完善、细化的王城岗龙山文化碳14年代标尺，推定大城城墙年代上下限的中间值为公元前2055年，与文献推定的夏之始年大致相符。这时判断王城岗城址的性质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课题组还通过模拟试验，推测建造如此规模的城址，1000个青壮年劳动力需要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这样的工程绝非一个聚落本身所能完成的。根据当地农村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动力计算，需要征集10-20个村落的劳力。课题组所调查的颍河上游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数量也大致有这么多，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是周围数千米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由此推测，王城岗大城的兴建是动员了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共同完成的。王城岗大城可以被看做是雏形国家的政治实体的中心所在。
    王城岗大城的发现，使它的时间、地点、规模都够资格称为禹都，有越来越多专家认可禹都在登封王城岗。连当年王城岗小城初发现时，对其作为禹都资格表示过怀疑的著名学者许顺湛先生，也在王城岗大城发现后改变了想法：“（王城岗大城）可能是鲧、禹及启初期的都城。”主持这次王城岗考古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方燕明说：“在王城岗遗址新发现的大城，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为王城岗是禹都阳城之说提供了有力证据。”共同主持发掘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绪，认为“王城岗在探索早期夏文化中重要作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
    四、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关系
30多年来，王城岗相继发现了小城与大城，两城都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学术界在充分探讨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
    1、从两座城的位置看，王城岗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小城应是大城的一部分。
    2、从两座城的方向看。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方向大体一致，而且大城的北城壕也从小城的北墙外边通向五渡河内。因原来发现小城时并未继续找城壕，故那时未发现它。由此可以推想当时人们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
3、从两座城建造及使用时间看。如前所述，根据地层和夯土城墙中的出土物看，王城岗小城始建于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使用至三期基本已废弃；大城始建于三期，延续使用至四期，到五期也已衰落下去。在W5T2873发现了大城与小城的打破关系：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已知王城岗小城的年代为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而王城岗大城的北城壕打破王城岗小城西城的西北角，这确凿地证明了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小城废弃后王城岗龙山文化三、四期，其城内的遗存同二期一样仍十分丰富，而此时正值大城的使用期，由此可以推断，小城与大城同时使用过，只是小城的城墙废弃了，它作为大城的一部分，仍为大城所利用。
    4、从两座城的碳14测年数据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新测的碳14数据，王城岗小城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107（或2106）年；大城绝对年代大体为公元前2060年前后，小城要早于大城近50年。
    5、从两座城的夯土特征与筑城的方法看。小城是先在拟筑城墙下面挖基础槽，然后在槽内填红褐色纯净土，进行夯筑，夯土十分坚硬，夯层厚度为8-20厘米。每层夯土面上皆发现铺垫有一层很薄的细沙和明显的夯窝印痕，夯窝的形状大小和深浅也很不一致。就夯窝的形状看，很可能是用河卵石作为夯具筑就而成的。大城城墙夯土为平地起筑，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层上，逐层夯筑而成。夯土土质纯净而坚硬，夯层厚度4~28厘米。“在夯土墙的夯层之间都用细沙隔离，且夯窝较明显，在夯土中发现有河卵石，可见夯土墙都是用河卵石作夯具夯打而成的。”  由此可见，两座城的修筑，所用夯具、土色、夯筑方法，甚至每层厚度等都是大致一样的。由此判断，小城与大城的建造者应是同一聚落前后不同时代的人，其建筑技术与方法具有继承性和连贯性。
    综上所述，登封王城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和小城，其方向、夯土特征、筑城方法等来看基本一样，根据地层和夯土城墙中的出土物及所测的碳14年数据来看，大城的建造晚于小城几十年，大城把小城包括在内，且大城的北城壕直通小城的北墙外，流入五渡河内，估计大城的建造充分考虑和利用了小城。小城内丰富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三、四期遗存说明大城的主人仍然使用着小城。其中或许有功能上的区分，根据左宗右庙的记载和小城内众多祭祀坑的存在，推测小城与宗庙、祭祀有关，是大城的宗庙建筑遗迹?。
    根据碳十四测定的城址年代数据，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著名考古专家马世之认为王城岗小城为鲧作之城与禹避舜子商均所居的阳城，王城岗大城则是禹都阳城。而杨肇清先生在《略论登封王城岗遗址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及其性质》则认为：“城岗的大、小城基本是同时期修建而成，原本是一体的。王城岗大小古城址是我国古文献所说的禹都阳城。小城内的中西部有大量的夯土片、夯土坑和奠基坑，在奠基坑内埋有人数不等的殉人，这些奠基坑应当是祭祀坑，而整个小城就是当时的宗庙建筑。”
    关于王城岗大城的修建与废弃，专家们认为，大城可能是在小城的东城被洪水冲毁之后修建的。有关王城岗城址的废弃原因，在1983年发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即提出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中的东城的大部分曾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14C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107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王城岗城址、孟庄城址、新砦城址等考古资料所显示出的与洪水事件有关的证据，对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与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关系，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那样；“对大江、大河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另外，对夏代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夏代迁都十分频繁。大禹之子启与舜之子益之间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发生过战争，王城岗大城可能因此被摧毁，这可能是夏启迁都的原因。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王城岗古城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阳城的地理位置相吻合。王城岗遗址城墙、陶文、青铜残片以及白陶器、玉石琮等充分说明其时达到的文明程度，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几个要素均已具备。大型建筑基址残留的大面积夯土和小型的供居住用的半地穴式的房屋，说明当时社会已发生阶段和阶层的分化。城是这种分化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的集团或首领进行统治的需要，是王居住的地方和发号施令的场所。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正处于恩格斯所谓的“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这样一个迈入阶级社会的阶段，它所处的位置又正是禹夏活动的中心地区。王城岗大城的规模在目前河南龙山文化城址中堪称最大，修建这一浩大工程可以使我们想象得到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管理的先进性。就此而论，王城岗大城应为禹居阳城或禹都阳城的遗存。又由于鲧筑城的记载及其在此活动的大量传说，王城岗小城的年代正是禹建都之前的几十年，所以王城岗小城应是鲧所建造，后被洪水冲毁，禹在此基础上，集中周围聚落的力量修建大城，并把原来的小城作为宗庙祭祀的地方。这样判断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性质，既与古文献记载合拍，又是考古的实证。

心情寂寞

                                                                                        掘地见母在黄城
                                                                                                          常松木
黄城遗址位于登封市君召乡黄城村，乾隆五十二年本《登封县志》记载：登封有故城二十四座，可考者有十八座，在这十八座中，古黄城名列第三，在古阳城、古负黍城之后。对于古黄城，有这样的记载：“《杂道书》：尧聘许由坛禅也，谓之黄城。《路史》：黄城许由隐此。按《说嵩》以黄城即今县治西五十里之黄城沟，城址依稀尚存，直马鞍山南。”从以上记载可知，上古帝尧时期，许由即隐居于黄城。2000年9月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黄城遗址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黄城城内面积18万平方米，该城现存城墙一周，其夯筑法在我省古代城墙中十分少见。根据城墙的夯筑特点及夯筑方法可知，黄城始建于春秋时期。此城墙的发现，对研究春秋时期城墙的修筑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有专家认为黄城就是大禹的父亲鲧所筑的都城，后才迁至阳城，后人为纪念黄城故地，将其北面的山脉，因其位于阳城之乾位又命名为阳乾山。
黄城背靠马鞍山，东、南、西三面临深沟，呈南北长方形。现有城墙环绕周围，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300多米，城墙残高3-6米，北城墙和南城墙偏东有豁口，可能是城门所在。城墙夯层约20厘米，夯窝为平杵，夯土坚硬，土内夹杂有板瓦片和碎陶片，有后人修复痕迹。据《登封历史文化名城基础材料》载：“清同治三年，在原城墙的基础上复修，夯层厚18-20厘米，平杵，夯土内夹杂有很多战国至汉代的陶片。陶片中有陶豆、陶碗、陶罐、陶盆、鼎等器物残片。建筑材料有筒瓦、板瓦，纹饰有绳纹、弦纹。”据当地人介绍这是清同治年间为防备捻军又进行的修复。现在城内尽是耕地，地面上散落陶片很多，厚薄不一，纹饰有斜弦纹、绳纹等多种。近年来赵如一先生考察后又发现了黄城东城门和祭祀坑遗址。城西南角外有降禅坛，据说是尧为禅让于许由而修的，城墙西南角上建有黄城城隍庙，人们也称其为平安庙。西南近城墙处有一深坑，群众称为阴司沟，传为郑庄公掘地见母的进口处。
春秋时期，郑国的第三位国君——郑庄公，为人老谋深算，隐忍少言，雄才大略，治理郑国纵横捭阖。“掘地见母”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位国君身上。郑武公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东迁建立郑国后，便娶申国女武姜为妻。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难产，姜氏十分讨厌他，给他取名寤生，却十分宠爱小儿子段。按照古制，寤生是老大，应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可姜氏却屡次劝郑武公传位于段，郑武公没有答应。郑武公驾崩后，寤生成为郑国君主，也就是郑庄公。
  郑庄公继位后，母亲武姜更加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培养叔段的势力，以便强大后取代庄公。于是她就替叔段请求封地想要制邑(今郑州上街)，庄公不同意，武姜又请庄公把叔段封到京襄城(今荥阳)，庄公同意了。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武姜听说庄公要去朝见周天子，就暗地派人给叔段送信，叫他趁机造反。郑庄公得知此消息，立即赶回郑都，同大将公子吕一起平定了弟弟叔段的叛乱，段也自杀了。郑庄公从弟弟身上找到姜氏写的那封密信，并发誓说“不到黄泉路上，再不相见！”庄公就把武姜送到颍地(今登封西部)居住。
郑国都城南有一条河，名叫洧水（今双洎河）。有一天，郑庄公心中郁闷，带了几个宫人来此观景散心。忽然听见乌鸦叫声，抬头一望，见一只老鸦立在树上；一只小鸦衔着食物，填进老鸦嘴里。郑庄公心想：“乌鸦尚知反哺，寡人难道还不如一只鸟吗？”想到这里，也无心观景了。第二天，就命人在这土丘上筑了一座高约三丈、半亩大的土台。以后，庄公每思母亲，就登上这座土台朝西边颍地方向翘望，以此抒发思母之情。后人把郑庄公望母的这个土台，叫做“望母台”。有心去颍地接回母亲，又想到自己在众人面前发过毒誓，一国之君，又怎能出尔反尔呢？
光阴荏苒，又是一年。这件事传到了在黄城镇守郑国西部边疆的颍谷（今登封西北）封人（地方官）颍考叔的耳朵里，他以进贡为借口，来到郑都，求见郑庄公。庄公请颍考叔吃饭。仆人送上一只蒸羊，郑庄公赏给颍考叔一条羊腿，颍考叔只拣好肉，包裹起来，放在袖内。庄公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家有个老母，凡是我能弄到的食物，她都吃过，就是没有吃过主公您赏赐的食物，请求让我给母亲带回去！”庄公听了颍考叔的话，就讲了与自己母亲关系破裂的经过。颍考叔说：“这好办。在黄城挖出泉水，不就是黄泉吗？只要在黄城挖个地道，掘出泉水来，这同黄泉又有什么两样呢？在那里，你们不就可以见面了吗？”庄公深感此法妥当，就委托颍考叔办理此事。于是颍考叔就组织一些工役在黄城西南挖出泉水，又在泉水旁挖了一个地道。母子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从此言归于好。这即是著名的“掘地见母”故事的由来。《左传》首篇《庄公克段于鄢》中就记载有这一故事。
颍考叔用智谋让庄公母子和好如初，因此被后世称为“纯孝伯”，颍阳、石道颍源等地建有颍考叔庙。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民众回大陆探亲，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就将此一方案命名为“颍考专案”。而现在黄城周围的许多村庄的得名，如大呼沱、小呼沱、康庄、叶庄、眼干河、板棚街、泽余沟都还和这个故事有关。大呼沱、小呼沱因上述“大哭恸，小哭恸，哭哭恸恸到黄城”而得名，康庄、叶庄据说是颍考叔姓康、姓叶的两位部下的后代聚居而名，眼干河据说是姜氏在黄城哭干了眼泪而得名，板棚街是因为在地道内用木板棚架而得名，泽余沟是因颍考叔埋葬于此泽及后世而得名。黄城西侧有一座古老的寺院——清甘寺，据说是为纪念郑庄公的妹妹在此戴发修行而建的。据传原有一通大碑，上刻郑庄公劝其妹静心修行的碑文，此碑今已不存。
黄城历史悠久，与许由、尧、鲧、禹、颍考叔、郑庄公皆渊源颇深，如果能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弄清其真实文物价值，并对其加以开发利用，黄城则不负盛名矣。

郑州工人

黄城遗址位于登封市君召乡黄城村，

心情寂寞

□黄城工人□ 发表于 2015-1-17 10:31
黄城遗址位于登封市君召乡黄城村，

怎么了 有错误？

冰冰丶

郑州工人

寂寞 发表于 2015-1-17 15:08
怎么了 有错误？

某有，，就是黄城是许由的故里

心情寂寞

□黄城工人□ 发表于 2015-1-18 14:01
某有，，就是黄城是许由的故里

这些资料都是经过专家的考验的！

郑州工人

寂寞 发表于 2015-1-18 18:23
这些资料都是经过专家的考验的！

现在又改了许由故里是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