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中散记

心情寂寞

阅读塔林

少林一方水土，千百年来有多少僧人在此禅居修行，在此登坛说法，在此升入极乐世界，而塔林就是最好的见证。因此，走进塔林，就阅读了少林的悠远历史，就阅读了一些高僧的心灵。
一
塔林中有两座唐塔，一为无名塔，一为法玩禅师塔。无名唐塔因其创建年代不详而得名，但却是塔林中最高的一座塔，这座七级密檐式砖塔，引发了人们很多联想，有的说是舍利塔，有的说是四祖道信的墓塔，但它却不管不顾，连塔铭都没有，真正达到了“不立文字”的禅悟境界。
法玩禅师塔是塔林中创建年代最早的塔，建于唐贞元七年，即791年，距今已有1220多年的历史。法玩禅师塔用水磨砖砌成，造型优美，塔刹雕刻精湛，塔门上雕有两只人首鸟身的迦楼罗——大鹏金翅鸟，其雕刻堪为唐代雕刻艺术的代表。塔林中用水磨砖所砌的塔不多，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法玩禅师在少林僧众中的地位。
法玩禅师是大照普寂的弟子，是禅宗北宗的标志性人物。他主张以戒律摄忘行，以禅寂灭诸相，以辩慧通无碍，他认为只有总持戒定慧三学，才能布甘露于法林，驾慈舟于苦海，返邪归正，化昏作明。他教导弟子，学习正法，心就要湛然清净，如果有爱憎、贵贱、得失、生灭等念头，那就背离了“法无分别”的原则上，也就不能成佛。他一生或讲法于少林，或讲法于洛阳敬爱寺，虽然塔铭上说其是“东都敬爱寺开法临坛大德”，但其和少林寺的关系实在太过密切。塔林中的塔以其为中心呈扇形东西展开，以儒家宗族观点来看，法玩禅师是被少林僧人尊为先祖的。
二
塔林中宋塔也不多，一为智浩塔，一为普通塔。智浩塔位于塔林西部，建造于宋嘉佑五年，虽单檐式砖塔，却也是用水磨砖砌成，塔铭上刻“嵩岳少林寺主赐紫沙门智浩塔”，这是少林寺继唐太宗李世民赐给助唐有功的少林寺僧人紫衣袈裟后有据可证的第一次“赐紫”。宋代少林寺住持享受“赐紫”的还有一位，他就是被封为“佛灯大师”的惠初，蔡京所书的“面壁之塔”上有“住持嗣祖赐紫佛灯大师惠初”的字样，但塔林中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而智浩塔在少林寺塔林中并不显眼，方形单檐式砖塔，但因智浩其“赐紫”的身份，为深深浸染“官本位”思想的后人所看重。智浩塔也算独树一帜吧，毕竟是塔林中宋代唯一有名有姓的僧人。
葬入塔林的大多都是在少林寺有“衔”的僧人，一般僧众是进不了塔林的。而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宋代，建于宣和年间的普通塔，却打破了这一惯例。普通塔比智浩塔高大得多，因其为普通僧人所建，故称普通塔，少林寺塔林中几乎全部都是一人一塔，而普通塔却葬入了多位僧人，又称为众僧塔。塔林中还有一位童行普通塔，已残破不堪了。童行就是儿童志愿出家，获父母同意后，入寺院内童行堂，接受诵经等培训，准备成为沙弥。少林文化包容性在这两座普通塔上得到了体现，令人不由浩叹。
三
塔林中金代塔共有八座，四座砖塔，四座石塔，砖塔中最醒目的就是西堂老师塔。西堂塔位于塔林中部，虽为单檐式砖塔，但却高大精致。西堂俗性李，法名法和，拜芙蓉道楷的大弟子法成为师，“通参禅理，性珠莹浩，曹洞之机立契，芙蓉枯木之心顿彰”。金兵占领中原后，洛京留守关元帅派专使请法和住持少林寺。法和任少林寺住持时，“提纲法要，举唱宗乘……衲僧竞至，遍施法乳之恩，广布慈悲之慧……住持二载，天下知闻”。当时有人评论说：“师为人天眼目，大播真风……兵戈动地，转法轮于乱中。邪恶奔驰，施慈悲于扰攘。故知大道无方，法流同味。”但是法和讨厌烦杂，返归岩溪多年后，又回归少林寺，“猿栖鹤宿”，“性同孤月流天，意若白云自在”，法和可谓看破红尘矣。
金代的石塔中最别致的是西京灵衍院衍公长老翠（上为穴）堵波。它位于塔林最北端，由七层青石雕砌而成，造型独特，别具一格。衍公与少林寺住持东林志隆关系密切，加之其门徒铸公亦曾任少林寺住持，故建塔于少林。这是塔林中唯一非少林僧人的塔，少林文化的包容性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金代是少林寺高僧辈出的时代，仅次于元、明两代。只是一些高僧建塔何处不见记载，如甚得金章宗赏识的“雄文逸翰、咳玉喷珠”号称红蓼花的虚明教亨，创建少林药局、耶律楚材誉为“隆老成龙过禹门”的万松行秀弟子东林志隆，孔门禅的思想领袖、赵秉文赞其“书如东晋书流，诗有晚唐风骨”的木庵性英，少林寺著名书画僧祖昭等。这些高僧在少林寺的一些碑刻和塔铭中留有姓名，但塔林中却无立锥之地，世人为之抱屈，而他们则将这看得很淡：塔之为塔，一种建筑而已。
四
不走进塔林，就不知道元代少林寺何等辉煌，就不知道少林寺影响何等深远。元塔共四十三座，仅次于明代，但数量很难说明什么，能够证明少林寺辉煌的还是那些高僧。
位于塔林中心的是福裕塔，是古塔林中唯一有玉垣的塔，也是用水磨砖砌成，仅此就足可以看出福裕在少林寺的地位。福裕是少林寺住持中唯一被封为国公的僧人，他原本是万松行秀的弟子，元宪宗任命他为都僧省，类似于现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245年，忽必烈命福裕在少林寺建资戒大会，1249年住持少林寺。他兴仆起废，训徒说法，不仅恢复了少林寺昔日的辉煌，还统领嵩山一带的寺院，将这些在战乱中遭到破坏的古寺重修得金碧一新。他每次每登坛讲法，“施者如丘山，来者如归市”。1255年，福裕奉诏进京与国师那摩等与道士李志常进行了戊午佛道大辩论，将李志常等道士驳得哑口无言，最终道士强占的237所寺院归还佛教。福裕对少林寺的贡献极大，他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分设五少林，“款龙廷而振举宗风，敞五林而宏阐家教”，使少林寺的影响大为扩大。福裕模仿世俗宗族的传承方式，在少林寺确立师徒传承体系，定下了七十字辈号，立“曹洞根本一宗”。基于此，当我们在塔林中看到众多塔额上都有“曹洞正宗”的字样时，我们就不会惊讶了。如今，少林寺僧人已传至“德行永延恒”，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佛教家族。福裕后来奉诏住持北京大万寿寺十四年，年老后又归栖少林寺。福裕圆寂后，元廷封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并追封为“晋国公”。因其将曹洞大旗树立于少林寺，并使少林寺得到了空前中兴，功比开山，所以其塔前立有一通“开山祖师”碑。福裕生前身后的荣宠可谓登峰造极，使人难以望其项背，但这些如无一定的功德建树，恐怕是得不到的。
福裕的弟子足庵净肃的塔在塔林中部，为六边形七级密檐式砖塔，塔额刻“宣授河南西路十州提领足庵长老塔”。足庵除任过少林寺住持外，还曾任山东长清灵岩寺和大都大万寿寺住持，因禅学造诣精深，被称为“法窟”。少林寺内有一通蒙元圣旨碑，共刻有圣旨四道，第一道圣旨是元宪宗颁给福裕的，任命他为都僧省，并明令少林寺的和尚不准叫他的名字。而第三道圣旨就是元世祖颁给足庵的，规定不许侵占少林寺的田地、仓粮、碾磨、店铺等，并准许少林寺可以不交税，不服差役，不支应铺马等等。足庵在住持少林寺时，大力推行福裕的主张，使裕公一系根植少林。他的弟子古岩、月岩、菊庵等也曾先后任少林寺住持。
塔林的西北角有一座小砖塔，四边形三级塔，但它在塔林中却特立独行。因为它的塔主是福裕的弟子比丘尼惠园，惠园塔是塔林中已知唯一的尼姑塔。至于惠园的佛学修养和功德，从能在塔林中建塔可管中窥豹。
足庵的弟子古岩的寿塔位于塔林中北部，塔由九层青石雕砌而成，塔身为钟形，刻有“龟、鹤、齐”三个大字。古岩塔雕刻精细，艺术精湛，是元代石刻艺术的代表，即使在整个塔林中，古岩塔的石雕艺术都堪称首屈一指。“龟、鹤、齐”三字除希望古岩同龟鹤齐寿外，也说明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渗透。古岩深得足庵之真传，“机锋脱颖，了无凝滞”，有击碎禅关、穿透教纲之才。少林寺内保存有《大都三禅会劝请古岩疏》碑，说他“雪庭亲孙，足庵首嗣。建心慕远，清节不群。扣寂寞以穷音，求虚无而责有。论神道神钦鬼伏，具戒德玉洁冰清”，因众人联名签署，1313年开始住持少林寺。古岩在少林寺推行《百丈清规》，在初祖庵绘禅宗二十八祖图，并置庄、开田，极力扩大少林寺的经济力量，“五乳峰前重新祖令，单传堂重振宗风”，建树颇多，古岩功不可没。
与古岩塔比邻的是息庵禅师塔，这是塔林中唯一有琉璃构件的塔。息庵是古岩的弟子，古岩对他深为器重，乃密付衣领，使续洞上宗风，且令他担任书记之职。息庵曾任嵩山法王寺、熊耳山空相寺、泰山灵岩寺住持，后至元丙子年，即1336年，少林虚席，被请回少林寺任住持。他大葺寺院，使所有房舍整修一新，“仓廪之畜，十倍于常”，更重要的是，他使少林寺“玄风大振，声名籍甚，学徒云臻”。息庵圆寂后，其徒胜安远赴安徽宝林寺请少林寺原书记僧、精通汉文擅长书法的日本国僧人邵元撰写碑铭。邵元先前还为少林寺住持菊庵法照撰写《照公和尚塔铭》，至今仍存于塔林菊庵塔上。这些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74年，郭沫若在此二塔铭拓片赴日展览时，题诗赞之：“邵元撰写照公塔，仿佛唐僧留印年。花落花开沤起灭，何缘哀痛着陈言。”
元代塔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座淳拙禅师塔，这座七级密檐式砖塔位于裕公塔右，用水磨砖砌成，是元塔中比较高大者。淳拙在少林寺拜住持还原福遇为师，“执侍日久，悉得其蕴”，1324年，受请出任少林寺住持。他以佛法为重，椎佛不倦，僧俗倾服。五年后，他移住淅川香严寺，1345年又被请回任少林寺住持，创立了钟楼，整理了《初祖菩提达摩来往实迹之记》并立碑，碑阳刻有欧阳玄撰的《大元重建河南嵩山少林禅寺萧梁达摩大师碑叙》，圆了前少林寺住持息庵之梦。后人评论淳拙说：“文才老人厌弃芬华，脱略声利，一衲淡然，栖禅林下。清淡自居，独拔当世，真是本色住持，见道高僧也。”可喜的是，淳拙的塔铭为日本僧人德始书丹，又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增光添辉。
元塔还有很多，名僧也还有不少，不能一一列举。仅上所述，我们即可洞见少林寺在元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五
有明一代，塔林中建塔最多，共建塔140座。少林禅武一体，明塔中更多地彰显了少林武术。
塔林现存有三奇友公和尚塔，貌不出众，方形单层，塔额曰：“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友公三奇和尚之寿塔。”“三奇”即立过三次奇功，明代时军功分为三等，即奇功、首功、次功，周友获得三次奇功，足见其武艺超群，英勇骁战。周友不仅戍边有功，而且还参加了征讨刘六、刘七起义，统征云南讨平弥勒州苗民之乱，征讨青州矿工王堂等人暴动。周友的法侄洪转著有《梦绿堂枪法》，从理论上总结了周友的枪法，周友之名得以流传百世矣。
作为皇家寺院的少林寺，和朝廷关系密切并不是什么秘密，历代皆有记载，而直接参与战争最多的则是明朝。塔林中还有一座参公竺方塔，嘉靖年间他曾参加征师尚诏的战役。参公竺方“领僧兵五十名，征师尚诏。赶贼兵，运大智于沙场”，塔铭中还说他“习学演武，名播四海，武亚诸方”，看来，参公竺方的武功不可小觑。
塔林中还有几位有名的武僧塔，如“庄严圆寂亲教师就公天竺和尚”塔，“授教师武公本乐”塔，“圆寂教授助公天衣和尚”塔，“圆寂亲教师雷公大振和尚”塔，“征战有功顺公万庵和尚”塔，“征战有功大才使公”塔等，而这些塔主参加过抗倭战争的就是大才便公和顺公万庵，顺公是周友的徒孙，任少林寺都提举，应召参加抗倭战争。大才使公和万庵顺公是少林寺两位有据可查、有名有姓的抗倭立功的武僧，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保邦靖世即传灯”这一理念。
明塔中塔额带有“都提点”、“都提举”字样的很多，这些塔主都是武僧，但有一位武僧却不能忘却，他就是扁囤。扁囤礼梵僧哈麻为师，少林俗家弟子程宗猷所著《少林棍法阐宗》中说，哈麻师“以拳棍授扁囤”，据说这就是少林夜叉棍的由来。前边所述的著名武僧参公竺方就是扁囤的弟子，少林寺内传说，扁囤还曾解救苗民于水火，除武功高强外，扁囤还周流宇内，广说《大阿弥陀经》，在京师时，上至王公，下至士庶，皆礼敬之，侍御张公等还为之创庵于京城。扁囤塔位于塔林东北部，因其喇嘛形而引人瞩目。
造型同为喇嘛塔的还有竺东万公塔和小山禅师塔。竺东万公塔和坦然和尚塔毗邻，一为砖塔，一为石塔，但却因上面都刻有八卦符号而令人备受关注。和古岩塔上的“龟鹤齐”三字一样，这些都是释道融合的产物，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流传于登封的一句歇后语：“和尚戴个道士帽——迷瞪僧”。
座落于塔林南部的小山禅师塔在塔林中风格别具，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是明代建筑工艺的代表作。硕大的须弥座，瓶状体的塔身，七级相轮的塔刹，都在诉说着它的神奇之处。其实，塔主小山本身就是少林寺一位著名住持，他在少林寺从月舟禅师掌心达摩心宗，“洞上家风，蒙赐印可”。嘉靖年间，少林耆宿三请他任少林寺住持，不仅大开法席，使曹洞宗风复振，而且还数度派遣少林僧兵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使少林武功名扬天下。现在，人们广泛传颂小山禅师三次挂帅出征抗倭的故事，也使得游客们驻足其塔前，在啧啧称赞其民族精神后陷入沉思。
和元代一样，明代著名的塔还有很多，它们见证着明代少林寺的兴衰，诱使着我们穿越历史的沧桑，在脑海中重现少林寺作为天下第一名刹的辉煌。
六
塔林中清代的塔仅有十座，这充分说明了清代少林寺已趋向没落。与之相对应的是，少林寺清代仅有一位钦命方丈，他就是彼岸宽。彼岸宽礼少林寺住持慧喜为师，喜公圆寂后，“戒德清白，禅学精练，堪为一代表率”的他，于崇祯十二年接受礼部文书出任少林寺住持。清朝建立后，河南巡抚及河南京官上书请求依照明朝少林寺住持任职制度，给他更换任职文书，得到同意后，可他因足疾未能赴京领取。顺治十四年，僧录司又呈书朝廷给他更换文书，于是他赴京领取了任职文书。彼岸宽住持少林寺时，四处募资重修少林寺，而他去世后，少林寺逐步走向了衰落，虽然雍正皇帝下旨重修了少林寺，乾隆皇帝游中岳时下榻少林寺，但这些都没能阻挡少林寺衰落的步伐。彼岸宽任少林寺住持时的回光返照，从其墓塔上就可以看出，高约十米的七级密檐式砖塔，砖雕也异常精美，但这些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清代的少林寺已无力再重现唐代至明代的辉煌。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兴亡周期律，现在少林寺熙熙攘攘的游客又一次为之作注。
走进塔林，阅读塔林，我们不免发出几多浩叹。月有盈亏，潮有涨落，少林寺塔林能保存到现在，也是造化。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塔林，时间跨度最长的塔林，墓塔、寿塔，砖塔、石塔，密檐式、喇嘛型……应有尽有，堪称一座中国古塔博物馆，一组少林名僧的雕塑，一部凝固的少林历史。
塔林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当之无愧。

心情寂寞

含笑的嵩岳寺?
    嵩岳寺是典型的早期寺院，以佛塔为中心的建筑布局，像一朵花微笑在时间里，沐浴了千年时光。远远地看，密林掩映中的嵩岳寺塔，宛如古代仕女。魇魇的笑容中流淌着宁静、优雅和纯洁，古老的嵩山也被感染了，于是笑容满面地给我们讲述嵩岳寺的故事。  
                      一?
    嵩岳寺古名闲居寺，一个“闲”字，充满禅意地道出了她是一个闲适自在、悠闲自得的佳处。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北魏宣武帝诏冯亮、僧暹与河南尹甄琛等在嵩山南麓寻找林泉秀美的清幽之地建造离宫，他们跑遍嵩山，最后选中这块群山环抱、林木葱郁、环境幽雅的地方，并在此为皇帝营造了雅致、堂皇的离宫。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溪水潺潺，鸟儿翠鸣，人文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地融为一体，“曲尽山居之妙”。北魏是崇尚佛教的国度，离宫建十一年后，孝明帝元诩舍宫为寺，并在寺内建造了巍峨的嵩岳寺塔及八极殿等千余间佛殿。唐朝李邕《嵩岳寺牌》中记载：“嵩岳寺者，后魏孝明帝之离宫也。正光元年，榜闲居寺。广大佛刹，殚极国财。济济僧徒七百众，落落堂堂宇逾一千间。”孝明帝的这一善举是无量功德，对他来说，少一座离宫不算什么，多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却使他名垂青史。历史的长河中，几百位皇帝轮流坐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能让人铭记在心的也不过数十位而已。一个短命的北魏王朝，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少数民族政权，除最负盛名的皇帝孝文帝外，又让我们记住了他，——孝明帝，缘由是他营造了闲居寺和嵩岳寺塔。仅此，他就可偷乐了。?
    隋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将闲居寺更名为嵩岳寺。到了唐朝，嵩岳寺再按捺不住而开怀大笑。因为唐高宗、武则天游嵩山时不仅以嵩岳寺的行宫，还向寺院赠送了金刚佛像，并在寺内建造了无量寿殿、定光佛堂，使嵩岳寺第二次青春焕发。后来，嵩岳寺又建了逍遥楼、凤阳殿等。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随武则天游历嵩山时，来到嵩岳寺，写下了《幸岳寺应制》：“暂幸珠筵地，俱岭石濑清。泛流张翠幕，拂回挂红旌。雅曲龙调管，芳尊蚁泛觥。陪欢座在晚，复得听金声。”欣赏完美妙的乐曲，微有醉意的他又兴致勃勃地登上逍遥楼，写下了“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此去衡阳三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嵩岳寺就这样春风得意地度过了唐，度过了宋。金元以后，嵩岳寺逐渐衰落，时至今日，仅剩下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伽蓝殿和嵩岳寺塔等历史建筑。前四者皆为三开间建筑，除大雄宝殿从墙砖和殿脊看来还有历史的风韵外，另外三座建筑无可足道。由“落落空宇逾一千间”到如此寒酸，千万不要以为嵩岳寺会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嵩岳寺有充分的理由开怀大笑。?
                         二?
    嵩岳寺塔是嵩岳寺理所当然的主人，论岁数，论身高，论建筑的精美程度，就连建于清代的大雄宝殿也恨不得钻进地缝中去。嵩岳寺塔始建于北魏正光年间，是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而建。在那个举国佞佛的时代，寺院中的建筑都是以塔为中心，嵩岳寺也不能例外，于是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建塔之举。当时的佛教徒认为，如果经常环绕着佛塔作礼拜，就可以在来世获得无上的功德和福报，嵩岳寺塔建成后，僧人和居士们就把环绕着它作右旋礼拜当作每日的功课。如果仅仅把嵩岳寺塔当作必不可少的“法物”，那就太小瞧它了，嵩岳寺也怕笑不出声来。?
    嵩岳寺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也是唯一平面为十二边形的古塔，其历史、建筑价值之高令人咋舌。它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无尚崇高的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亲来考察后，在其《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笔记》中说：“后来的唐代方塔，如小雁塔、香积寺塔等，均脱胎于此……塔之北部，无塔心柱，是证唐砖塔平面，早已肇源于北魏矣……自第二层以上，内室平面为八角形，足证八角形之建筑物，不始于唐。此于建筑史上极为重要。”嵩岳寺塔的价值由此可见，它是佛塔的祖师爷，极具著名的小雁塔都以它为模范；它还有力地证明了八角形建筑物并不始于唐代，令研究建筑史的学者精神振奋。关于它的重要价值，我们再举一个事例。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向中央政府开列了一份必须重点保护的文物清单，根据重要程度，梁先生在其前面分别标上五个圈、四个圈、三个圈……而嵩岳寺塔前赫然标有五个圈。如此倍受大师重视，嵩岳寺怎么会不喜笑颜开呢??
    嵩岳寺塔是在公元六世纪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士的背景下建成的，它在佛塔的类型上有极大的开创性，在建筑技术上有极高的典范性，在文化交流方面有极强的实证性。而嵩岳寺塔在佛塔类型上的开创性，刘敦桢先生说得很明白，无庸赘言。仰望嵩岳寺塔，悠然而生崇敬之情，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么庞大体量的建筑是如何建造成的?当时没有现在的水泥、钢筋，它为何能经受千百年风雨和地震的侵袭而巍然屹立至今?我们的先人是富有智慧的，他们的聪明程度令人不可思议。嵩岳寺塔以其先进的结构方式——筒体结构而夸耀于世，嵩岳寺塔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筒体结构建筑，而十九世纪才开始在现代建筑出现有筒体结构。圆筒式的结构是最为坚固的，优越的力学性能使嵩岳寺塔极具抗击外力和地震的体能，使它傲立于嵩山脚下，也扬眉于中国佛教建筑的文化时空中。面对嵩岳寺塔，我们慨叹不已，慨叹人类的渺小、慨叹人类的脆弱，慨叹自身的愚笨。嵩岳寺塔还具有柔和的抛物线外形优美、雅致，仪态雍容使人赏心悦目，醍醐灌顶，恍若进入了纯洁的佛国净土。嵩岳寺塔塔门采用火焰券形门洞，塔身以壶门狮子装饰，塔刹由宝装莲花式覆钵、七重相轮和宝珠组成，具有浓郁的古印度风格，使我们在“中国之中”充分感受到了浓郁的异国情调和佛教氛围。
    伟哉，嵩岳寺塔，美哉，嵩岳寺塔，奇哉，嵩岳寺塔。来到塔下，我们怎么能不对其顶礼膜拜，怎么能不敬畏而仰视呢？?
                        三?
    高大而美丽的嵩岳寺塔令我们流连忘返，啧啧赞叹。陶醉其中了，倒忘掉了嵩岳寺塔的两个弟弟，隋代舍利塔、唐代大通禅师塔。隋文帝崇尚佛教，不惜财力在全国30个州建了30座高大的佛塔，以表其虔诚。嵩山地区建了两座，一座是新密的超化寺塔，而另一座人们则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法王寺后的大塔就是隋仁寿年间建的舍利塔，还有人一厢情愿地说是永泰寺后的大塔。但事实并非如此，建筑学家和文物专家，认为从形制和建筑工艺上看，他们都是唐塔。另一座到底在哪里，还是问问嘴角、眼角满溢笑意的嵩岳寺，问问撰写《嵩岳寺碑》文的李北海吧。李邕在《嵩岳寺碑》中说：“十五层塔者，后魏之所立也……其东七佛殿者，囊时之凤阳殿也……其南古塔者，隋仁寿，二年置舍利于群岳。”此段记述言之凿凿，实为隋代舍利塔在嵩岳寺的铁证。再者李邕为唐代人，距隋代不远，碑文又是记录历史源流、事实经过的文体，应当是十分可信的。?
    这三个兄弟中，我对唐代大通禅师塔也极感兴趣。当年编著《嵩山少林寺旅游指南》时，在一本介绍禅宗知识的书中，得知唐中宗下令在嵩山辅山顶为神秀禅师建造十三级浮屠，当时大喜过望。同为禅宗六祖的神秀禅师葬于嵩山辅山，以后又遍查资料和询问老者，都不能得知辅山顶在什么位置，一直忐忑了七八年。这次编写《圣山华章——嵩山历史建筑群》一书，整理重修碑文时，才仔细阅读当年花半月工资购买的《嵩岳文献丛刊》还是在李邕的《嵩岳寺碑》中读到：“西方禅院者，魏八极殿之馀址也。南为辅山者，古之灵台也，中宗孝和皇帝诏于其顶，追为大通秀禅师造十三级浮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甚为惭愧以前对《嵩岳文献专刊》的熟视无睹，才真正领悟了什么是“书非借不能读也”。?
    可惜的是，这两座著名的古塔早已没入了历史的云烟。时间是无情的，能够销蚀一切，因为在时光的堆积中，会出现很多变数，这些变数足以毁灭一些瑰宝。隋舍利塔不知何故毁倒而大通禅师塔呢，是南宗弟子们不能容忍神秀与六祖慧能分庭抗礼吗?是那些同样不能容忍女皇升中述志碑的地方官员呢，不可说，不可说。关于大通神秀禅师塔在嵩山的记载，还要感谢唐代大诗人储光羲，他的《至岳寺即大通大禅塔上温上人》一诗给我们提供了佐证：“秋山下映宫，宫色宜朝阳，迢递在关岭参差非一行。燕息云满门，出游在隐房。二尊成此道，禅宗遥相望。风铎天中鸣，岩梯松下长。山墟响信鼓，蘅薄生蕙香。起灭一以雪，往来亦诚亡。悲哉门弟子，要自知心。”是啊，“起灭一以雪”，人生无常，追逐名利荣辱有何必要呢?“要自知心长”，人还应恪守作人的原则而不能随颓波逐恶流。大通禅师塔虽已无存，但大通禅师神秀确实为嵩岳寺增了不可光，添了不少彩，使嵩岳寺多了一份骄傲的资本。?
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可能有人会建议修复这两座著名的古塔，但是，文化遗产保护注重的是现存文物的原貌，没有依据，没有能力修旧为旧，还是不要妄起滥造之心，以免贻笑大方。但不容置疑的是，仅仅一座嵩岳寺塔就可使嵩岳寺笑傲中原，自豪千秋了。至于嵩山老人讲的锁塔烧蟒故事，我只是莞尔一笑。????

心情寂寞

大哉会善
嵩山会善寺的历史文脉很容易让人肃然起敬而留连忘返。
    和少林寺、法王寺、嵩岳寺并称嵩山四大寺的会善寺，虽然建寺历史不能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佛寺法王寺相比，虽然其塔群不能和嵩岳寺塔群和法王寺塔群相提并论，但其塔群中的净藏禅师塔、琉璃塔、康熙年间的楼阁式砖塔丛首杰尊塔和普度林上太尊塔，无论其建筑艺术或精美程度却毫不逊色。虽然其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没有少林寺尊崇，但却因北宗的许多著名高僧都与其有不解之缘，使其成为了禅宗南北宗分争的中心。僧一行和元同律师在会善寺建造了一座戒坛，奠定了其在唐代三大传戒中心之一的地位。
                           一
    之所以说会善寺是一所煌煌大寺，首先在于其是一座皇家寺院，历代帝王都对会善寺钟爱有加。据《会善寺志》载，寺院创于汉，盛于北魏，孝文帝曾以此为离宫，后为恭陵王福田，北魏末舍为寺院。隋代开皇年间，隋文帝因其为众善会归之地，特赐名“会善寺”。唐代时，佛门长寿之祖道安国师长期驻锡会善寺，女皇武则天曾两次到会善寺拜访道安禅师，并赐名安国寺，置镇国金刚佛像于寺内。僧一行创建戒坛后，大历二年（767），朝廷敕许于寺西建立戒坛院，唐代宗还写下了《敕戒坛铭》。唐代时，会善寺还曾一度改名天中寺。五代时于嵩山会善寺琉璃戒坛纳法，又名“封禅寺”，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赐名“嵩岳琉璃戒坛”、“嵩山大会善寺”。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5年)，又赐名“万寿禅寺”。因受到皇家的推崇，使得会善寺曾无比兴盛，规模宏大。
                          二
    大哉会善，会善寺之大，在于其是唐代与长安、洛阳并称的三大传戒中心之一。僧一行及元同律师在会善寺设立五佛正思惟戒坛，“一时严净，号称洛域第一”。此戒坛称为琉璃戒坛，据载，“每岁前来受戒的僧徒辄达一千多人”，而赵州从谂、法华钧、藏奂、贞峻等高僧大德都受戒于此。其后，戒坛衰微，后来会善寺僧乘如再事复兴。乘如禅师为梁武帝六代之孙，年轻时即既受唐玄宗青睐，诏封为“临坛大德”。他在佛教界改革鄙陋，复兴了会善寺戒坛，唐代宗还为之写下“敕戒坛铭”。王维对乘如禅师非常崇拜，曾写有《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无著天亲弟与兄，嵩丘兰若一峰晴。食随鸣磬巢乌下，行踏空林落叶声。迸水定侵香案湿，雨花应共石床平。深洞长松何所有，俨然天竺古先生。”
                           三
大哉会善。会善寺之大，大在高僧辈出，大在是禅宗南北宗分争中心。
五祖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的道安禅师，与神秀同为弘忍所器重，曾说“学人多矣，唯秀与安……今法要当传，付此二子，吾无忧哉！”而道安察知后，即推美于神秀，离开祖师而云游。当他云游至中岳嵩山会善寺后，高兴地说：“是吾终焉之地也。”于是，遂在会善寺禅修45年。其间，武则天多次躬亲禅窟，待以师礼，并供奉于东都内道场，128岁时圆寂。道安和武则天关于年龄的对话，成为禅宗史上的著名公案。而其弟子元圭曾在会善寺后的庞坞禅修，相传曾为中岳神授戒，更为会善寺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道安禅师的另一弟子净藏禅师，也是会善寺的著名高僧，其墓塔现在仍在会善寺西侧。净藏禅师19岁时出家,持诵金刚、般若、楞伽等经达6年之久,后于圣历二年（公元696年）赴嵩山,遇道安国师,“亲承咨问,十有余年”。唐景龙三年（公元709年）道安圆寂后,又拜六祖慧能为师,咨玄问道。《全唐文》卷997载：慧安示寂时，嘱门下净藏从慧能问道。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持灯北上，“复至嵩南会善西塔安禅师院，睹兹灵迹，实可奇耳。遂於兹住，阙乎圣典，乃造写藏经五千馀卷”。他在嵩山地区首传南宗，开南宗北传之先河。在会善寺北宗高僧把持的局面下，净藏禅师修习、传授南宗禅法，足见其大智大慧大勇。“化流河洛，屡积岁辰，不惮劬劳，成崇圣教”，正是因为净藏，会善寺成了禅宗南北宗分争的中心，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如如生象，空空烈迹，可粲信忍，宗旨密传。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净藏法师被人们尊为“宗旨密传”的七祖,这比神会的皇封“七祖”称谓要早得多。
    禅宗北宗七祖，神秀的大弟子普寂禅师，人称嵩山普寂，在唐代佛教史上影响甚巨。普寂在当阳山玉泉寺事神秀六年，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年间，武则天诏神秀至东都论道，神秀即郑重推荐普寂。唐中宗时，因神秀年高，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师统其法众。神秀圆寂后，“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普寂受到唐中宗、唐肃宗和唐玄宗的尊祟，因此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当时的人们夸赞说：“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北宗在普寂禅师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普寂临终前遗言门人：“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寻可，可进于粲，粲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大通贻吾，今七叶矣！”普寂被尊为北宗七祖，从时人的评价和自己的遗言中，可以想见普寂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之高，非一般人可比。
同为神秀的著名法嗣，与普寂义福、惠福等并称神秀四大弟子的景贤禅师，的四大弟子亦在会善寺讲经说法。他曾受中宗召见，开元十一年（723）示寂于会善寺。景贤禅师曾与善无畏讨论佛法，合编《无畏三藏禅要》，此书序文称：善无畏三藏“共嵩岳会善寺大德禅师景贤和尚，对论佛法，略叙大乘旨要，顿开众生心地，令速悟道，及受菩萨戒羯磨仪轨。”善无畏是唐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与景贤禅师合编《无畏三藏禅要》，景贤禅师在佛教界地位可见一斑。
     普寂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当数僧一行。僧一行出家会善寺，“从嵩山大照禅师咨受禅法，契入无生一行三昧而开悟，故名一行”。僧一行不仅是禅宗大师，还是密宗大师，开元八年（公元720年），金刚智三藏来到东土大唐始开密教道场，一行从其受具足戒。开元十二年，又与善无畏三藏在洛阳同译《大日经》，并撰写《大日经疏》，被称为密教五祖之一，为真言密教祖师中少有的中国密师。一行禅师精通戒律、禅学、天台，兼通数学、天文、历法之学，与张衡、祖冲之、郭守敬同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家。因其非凡的科学成就，现今巴黎圣鸠奴璧耶图书馆的墙上，其画像与牛顿等科学家的画像并列，为世人所景仰。
                            四
大哉会善，大在会善寺法子的巨大影响。马祖道一的老师南岳怀让，先在会善寺从师道安，后接受老安建议到岭南向惠能学习，《宋僧传》卷9载：“安启发之，因入曹候溪觐能公。”当六祖大师慧能看到怀让禅师时，就问他：“从哪里来的？”怀让回答：“嵩山来的。”六祖大师又问：“是什么东西，怎么来的？”当时，怀让哑口无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经过了八年的参究，忽然间，怀让有所领悟，便对六祖大师说：“我终于明白了！”六祖大师问：“你明白了什么？”怀让禅师回答：“说是什么都不对！”六祖大师听了，马上追问：“那还须不须要加以修证呢？”怀让禅师回答：“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六祖听了之后，印可说：“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你是如此，我也是如此。” 六祖接着又说：“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曾预言：‘在你门下将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这件事情你只要记在心中，不需要太早说出来。”事后证明，怀让座下出了马祖道一禅师，大弘禅法，从马祖座下并开展出临济宗和沩仰宗二大法系。追本溯源，禅宗一花五叶中竟有两叶与会善寺有关，会善寺的影响不言自明。
普寂弟子少林寺僧同光，“及大照迁神，敬终恒礼，乃遁迹林野，敢为人先……用大自在之深心，开悟知见；行不思议之密行，拯拔昏迷”。他在少林寺“乃演大法义，开大法门。二十馀年，振动中外”。其墓塔现在少林寺东北，塔铭中说：“一切漏已尽，无复诸烦恼。过去与未来，皆共成佛道。太室西兮少室东，风雨交兮天地中。禅师一去不复返，长夜冥冥空是空。”其影响之大，毋庸置疑。
普寂的另一弟子法玩，“年十八学道于大照大师，廿受具戒”，他“布甘露于法林，驾慈舟于苦海，反邪归正，化昏作明，教被嵩洛，德高嵩少”，“济彼众生，或居嵩高，或住洛邑，道俗师仰，遐迩攸归，应用无方，称物施化，惠日恒照，无暗不除”，贞元六年秋八月十三日，法玩禅师寂灭于东都敬爱寺”，其弟子等奉金身建塔于少林寺之西偏，其塔是少林寺塔林现存最早的。
      唐末至五代时少林寺住持法华行钧14岁出家嵩山会善寺，拜素禅师为师，旦暮研诵《法华经》，由于精通该经，人称其为法华钧。17岁时，受具会善寺琉璃戒坛。后游历四方，讲经说法。唐僖宗李儇广明元年(880年)应少林寺之邀，出任少林寺主持。他募化重修少林寺，临坛说法，闻名遐迩，是唐末少林寺十大德高僧之一。在他任少林寺住持45年间，“士庶写葵藿之敬，僧尼倾归仰之心”。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法华行钧圆寂后，寺僧亦为之在少林寺东北建塔。
    东都敬爱寺高僧大证禅师，先师普寂，后又师普寂弟子广德，“诣长老大照，醒迷解缚……大照既没，又寻广德大师，一见而拱手，再见而分座。问之於了，之以默，俱诣等妙，吻合自他。梵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在安禄山叛乱时，“度众无边”，影响巨大。《大证禅师碑》云：“夫修行之有宗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达摩，传付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大通，大通传大照，大照传广德，广德传大师。一一授香，一一摩顶，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大证为北宗九祖，显而易见。宝应二年，大证禅师圆寂，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历二年，“有司奏谥，上闻恻然，乃赐号曰大证禅师”。现在，立于嵩岳寺内，由徐浩书丹、王缙撰文的大证禅师碑，已成为嵩岳寺除嵩岳寺塔外的另一重要文物。
    嵩岳会善大安禅师智印的弟子香山禅师，讳义琬，字思靖，俗姓董氏，河南阳翟人。他“行慈悲海，得玉髻珠，施惠若春，研芳吐翠。破邪宝剑，见网皆除。业为学山，万法包纳，练行凝寂，方能动天”，大历三年二月，汾阳王郭子仪上表曰：“义琬禅行素高，为智海舟航，是释门龙象。心超觉路，远近归依。身殁道存，实资褒异。伏望允其所请，光彼法流。”故赐谥号“大演禅师”。
    另外，普寂的法侄坚意曾为嵩岳寺主，少林寺高僧、梁武帝后裔灵运禅师，曾师事会善寺元圭禅师，圆寂后建塔于少林寺后。除此之外，普寂弟子昙真，卒于宝应二年正月（763年），“葬于嵩岳寺之北阜”。这些葬于嵩山的禅师无疑为嵩山增色不少。
    自普寂以来，嵩山是北宗禅的中心，“嵩山”几乎就是北宗禅的代名词。而嵩山会善寺就是北宗禅的根本道场，大历初年东都留守兼河南尹张延赏，还自嵩山礼请北宗禅师、被尊为“东山十祖”的澄沼主持修复洛阳圣善寺。
这些高僧大德功莫大焉，以其高洁的行实彰显了会善寺的影响。
    同为禅宗六祖的道安，奉为北宗七祖的普寂，南宗“宗旨密传”的七祖净藏，中国密宗五祖之一的一行，对于会善寺来说，即使没有以上赘述，也就足够了。
幸哉会善，大哉会善。

心情寂寞

一个人，一座戒坛
嵩山的每一处都能触摸到历史的遗存，都能感受到厚重文化的气息。
在嵩山会善寺西边的密林中，有一个土丘，上面倒放着雕刻精美的石柱。任谁也想象不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土丘，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极其辉煌，在这里曾举行过无数次庄严的仪式，很多僧人在此摩顶受戒后，才能称其为和尚，从而成为得道高僧。这就是唐代和长安、太原戒坛并称三大传戒中心的会善寺戒坛。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我想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嵩山是佛教名山，是释迦牟尼的正宗道场。正如《嵩山会善寺戒坛记》载：“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谓名山福地，异人灵迹，往往而有。”第二，嵩山地区朱士行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出家受戒的和尚。第三，作为皇家寺院，嵩山四大寺之一的会善寺在佛教界曾拥有崇高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座戒坛与会善寺的一位高僧有关，这位高僧不仅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僧人，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就是僧一行。
僧一行本身就是一位传奇人物，原名张遂，身为唐朝开国功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张公瑾之后，幼时家庭却相当贫困，常常靠邻居们的周济度日。但他天资聪敏，读书识字过目不忘，年甫弱冠，就博览了经史子集，对历算、阴阳、五行也有相当深的造诣，被大学问家、长安玄都观道长尹崇称为后生颜回。当时，武则天的侄子梁王武三思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面孔，四处结交贤士，并派人向张遂传话，表示要和张遂交朋友。而厌恶权势的张遂不愿与武三思交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来到了嵩山会善寺。据说普寂和尚担心他难以坚守佛门的清净生活，劝他回朝作官，但他坚定地表示只有出家这一条路可行。于是，普寂就收他为弟子，并为其取法名“一行”。
出家不久，一行就读遍了会善寺内所有的佛经典籍，不过使他名声大震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普寂在嵩山会善寺举行法会，与会僧人居士达千人。当时隐居嵩山东麓的高士卢鸿写了一篇颂文，卢鸿特意对待普寂说：“我的文章有数千言，而且文中多有古僻字，需请一位朗隽之人来宣读，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提出，我来教他。”普寂就叫来一行，一行看后，就微笑着放在几案上。卢鸿心内怪他轻浮，待众僧人集齐于后，只见一行高声朗读赞文，一点差错也没有。卢鸿惊愕不已，注视一行良久，感叹万分，就对普寂说：“此人不是您所能教导的，应当放他外出游学。”普寂为造就他，就让他出寺四处游学，从此他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名山古寺，到处访求名师，研究佛学经义，学习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数学等知识，成了一名博学之士。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接连下达求贤诏书，一行屡被推荐征召，他都没有应征。717年，唐玄宗特地派他的族叔父张洽到一行隐居的荆州当阳山，强迫他进京。一行一到京城就很快被召见，唐玄宗惊叹地称为“圣人”，让他协助佛教密宗大师善无畏翻译《大日经》，这一举动使一行成了中国密宗的开山之祖，这是唐玄宗做梦都想不到的。
后来，僧一行受命编订历法，在全国13个地方设立观测点，观测各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正午时分八尺表杆的日影长度、北极高度、昼夜长短，以及见到同一次日食的食分和时刻等，并根据这些观测结果，制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大衍历》。一行还根据这些测量结果，经过精确的计算，得出了“大率五百六十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极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的结论，换算成现代的表示方法，就是一度为132.03公里，推翻了过去一直沿用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长度的活动，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尔马蒙实测子午线要早90年。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一再称这是“科学史上的创举”。
僧一行是伟大的，在科学发展史上立身于生前、扬名于身后。但其致力科技的同时，仍以佛门为重在会善寺创建了戒坛。据唐朝陆长源撰《嵩山会善寺戒坛记》载，一行和元同“铲林岩之欹倾，填乳窦之叫条（上各有穴字）。秋（下有瓦）玉立殿，结琼构廊，旃檀为香林，琉璃为宝地，遂置五佛正思维戒坛。”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赐名“嵩岳琉璃戒坛”。戒坛平面为方形，四角立有石柱，柱的外面饰有天王像浮雕，天王足下，踏有鬼怪山水等像，即为柱础石。此一戒坛不仅是会善寺的宗教活动中心，还是和长安、洛阳齐名的唐代三大传戒中心之一，名声甚至超过了三藏大师义净在少林寺创设的戒坛。“殿宇幽闲，自然严净，受戒之所，洛城推最。”真真是丛林之盛，甲于东都。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都有数百人来此供佛，每年于此受戒者达千人之多。所知史料中,在会善寺戒坛受戒的高僧就有从谂、藏奂、贞峻等。后因战乱，“河洛烟尘，塔庙崩褫”，戒坛损毁严重，会善寺僧人乘如等又加以重修，并奏请律僧七人主持洒扫，设坛讲律。“寻有诏申，命安国寺上座藏用、圣善寺大德行严、会善寺大德灵珍、惠海等住持。”自此会善寺戒坛重又焕发青春，“美殿塔之严丽，赏泉石之胜绝，其迹不朽，其教益弘。”大历二年，唐代宗还为之敕书：“戒分律仪，笃门弘小燕子。用申奖导，俾广胜因。允在严持，烦于申谢。”日僧圆仁记载说，元和二年（828年），唐朝颁布禁止百姓随便剃度为僧的命令，但有五台山戒坛与会善寺琉璃戒坛却不在此限，由此可见会善寺琉璃戒坛地位之重要。
到了五代朱梁初年，为了营建汴京宫门，曾拆去会善寺的许多建筑，其中也包括戒坛。因为石柱所镂神像有赤裸上身者，故未运走，幸得保留下来。后代虽屡有重修，但规模和豪华精美程度已经远远达不及盛唐时。现在的戒坛据说是在民国时重修后再一次被毁后留下的遗迹，目前仅留下有唐代残石柱两根，柱面雕天王像，柱础雕鬼怪神兽，旁边一个被毁坏严重的石碑。看着这荒凉凄懮景况，有谁能想象出它当年的鼎盛和辉煌呢。
戒坛损毁得太严重了，实在难以让人难以和著名高僧一行联系起来，所幸的是《嵩山会善寺戒坛记》碑和《会善寺戒坛》碑还在。更难能可贵的是，僧一行在进行天文测量时，派南宫说到阳城实地观测，并把周公测景台换为石圭石表。另外，少林寺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的碑额“太宗文皇帝御书”七字，也是唐玄宗让一行送至少林寺镌刻的。僧一行这位大德高僧，在禅门和科技方面的成就，深深地折服了唐玄宗。一行灭度后，唐玄宗亲自为其撰写碑文，亲自书于碑石，并赐谥其为“大慧禅师”，从内库中拨出五十万钱，为一行在京都附近的铜人原上建塔。
会善寺戒坛虽然荒废了，但僧一行的创建之功，其在天文科技和佛教方面的成就，其出家会善寺以及备受唐玄宗推崇的美誉，如同一座丰碑，永远挺立在天地之中，靓丽着嵩山文化的时空。

心情寂寞

忘不了那棵老松
一个地方是否钟灵毓秀，古树名木应是一种无言的尺度。黄山的迎客松，泰山的五大夫松，九华山的凤凰松，黄陵的轩辕柏，庐山的三宝树，武汉的汉阳树，四川北川的珙桐……这些古树都为各地增添了不少光彩。
提及嵩山的古树，最有名的当数嵩阳书院的将军柏，有“中华第一柏”之称，其次中岳庙的古柏和少室三花，都各有不凡的传说和来历。但是，嵩山之所以为嵩山，嵩山之所以曾被写作“崧山”，当与松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上，嵩山地区颇有几棵知名松树，如会善寺、少林寺、白鹤观的松树，足可和黄山迎客松和泰山的五大夫松相媲美。少林寺的那棵被武则天封为三品松，白鹤观的那棵还被袁宏道称为“秀杰非常”，而我最推崇的却是会善寺那棵老松，可惜的是这几棵松树都没入了历史的云烟。
现在，我们在嵩山之阳很少能够见到松树，但从古人的诗歌中看，古代嵩山地区松树很多，唐代宋之问《下山歌》：“下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迟迟。松间明月长如此，君再游时复何时。”王维《过乘如师萧居士嵩丘兰若》：“深洞长松何所见，俨然天竺古先生。”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常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白居易《从龙潭寺至少林题赠同游者》：“九龙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风飘管弦。”这些诗句都是嵩山地区松树多姿多彩的写照，是嵩山地区松林繁茂的见证。撇开这些诗句不说，单从嵩顶上有松树洼的地名，也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上世纪嵩山地区又栽植了大片松林，甄秉浩先生的一篇《青松飞上嵩山顶》才又使得嵩山松树闻名于世。
但会善寺的那棵老松总在我脑海中摇曳。查阅《说嵩》，会善寺老松最早见于司马光的《王君贶宣徽垂示嵩山祈雪诗十章合为一篇以酬之》，他在诗中写道：“会善庭隅千岁松，一根二股凌寒空。”司马光是严谨的史学家，他说会善寺老松已有千岁，应是名副其实。现在，500年以上就是一级古树，以此类推，这棵松树在宋代就已经是保护级别最高的古树了。
金代几位大诗人对会善寺老松的描述尤使我兴致盎然，难以忘怀。冯壁在《同希颜怪松》中写道：“嵩高地气灵，花木竞妍秀。玉峰西南趾，有松独怪陋。偃蹇如蟠螭，奋迅如攫兽。叶劲须髯张，皮古鳞甲皴……盘根万乘器，平盖千岁寿。樵斤辛免寻，厦匠矧肯构。龙化会有时，天旱期汝救。”冯壁认为此树历经千年岁月，把它当作了龙王，期望它带来甘霖。雷渊在《会善寺怪松》中写道：“物生自有常，怪特物之病。嗟嗟此老苍，怪怪生魁柄。侏儒蹙髀股，宿瘤拥腮颈。蜿蜒蛟龙戏，腾掷貙虎竞。须髯喜张磔，意气怒狂迸……阳秋莫荣悴，岁月何究竟。盘盘曲则全，挺挺独也正。小草误扫迹，伏神还守性。傥随天中景，广宇共庥映。”雷渊认为它是天中一大胜景，虽不知其确切树龄，但意气风发，生机旺盛。李纯甫在《怪松谣》中写道：“阿谁裁汝来几时，轮囷拥肿苍虬姿。鳞皴百怪雄牙髭，拏空夭折蟠枯枝……试与摩娑定何似，怒我怅触须髯张。壮士囚缚不得住，神物世间无着处。提防夜半雷破山，尾血淋漓飞却去。”李纯甫将其比喻成如同神物的虬龙，唯恐其从人间消失。曾几何时，这些大文豪都庆幸这棵老松没有遭斧斤之害，但它最终还是被李纯甫不幸而言中，成了一团永远消失的谜。
会善寺老松的命运和会善寺相仿佛。被称为怪松的老松是幸运的，其形状奇特，文人们的妙笔生花，使人们对它充满了无限向往。而会善寺也经历了有唐一代的辉煌，成为唐代和长安、洛阳并称的三大传戒中心，成为禅宗南北宗分争中心和传播重镇，但后来和老松一样在佛教界的地位迅速衰落了。
如果说会善寺老松的消失是自然的原因，那么会善寺的衰落则肯定是人为的原因，从唐代以后会善寺就少有大德高僧了，清代的佛定大和尚，可能是会善寺最后的辉煌。会善寺陷入了中国历史人治社会的怪圈，贤明的君主是维系社会安定和进步的力量，真是佛法无边，世事难料。
会善寺老松在会善寺的历史上可能微不足道，但如果成活到现在，肯定会增加会善寺的历史沧桑和，提升其在佛教界的地位。元好问《会善寺》诗中说得好：“长松想是前朝物，及见诸孙赋黍离。”那就让其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吧，免得更多的黍离之悲。

心情寂寞

书院长歌
    天地之中的登封有一座山，就是如今被称作中华文化圣山的嵩山。嵩山脚下有一座书院，就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嵩阳书院。嵩山被称作中华文化圣山的原因，主要在于她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文明之源，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佛道儒文化的发萌地和重要传播中心。三教荟萃是人们对嵩山最简单的了解，而嵩阳书院则是嵩山三教荟萃的象征。
     嵩阳书院的东面和南面分别是花园河和双溪河，它们在嵩阳书院东南汇流后，被称作书院河，而潺潺南流至高马注入颍河。无论清晨还是晚上，漫步在书院河边时，我都会听到有关嵩阳书院的三重唱，那是佛乐、道乐和儒乐的交响曲，那优美的乐章随着嵩山的山风而从历史中飘出，激荡着人们的心房。
                           一
     佛教的乐章是由大德生禅师开始谱写的，谓之嵩阳寺。嵩阳寺的创建比嵩山四大寺中的少林寺、会善寺和嵩岳寺都要早，即使开场的锣鼓也比它们宏亮。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游三空以归真，溯法流而御世，道风远被，德音普薰”的大德沙门生禅师，因“皇帝倾心以师资，朝野望风而屈膝”，遂“卜兹福地，创立神场”。生禅师在此建造伽蓝，筑立塔殿，布置僧坊，接引四生。
     生禅师刚弹下第一支曲子，就迷倒了南朝齐朝的司空裴衍，他听得如痴如醉，“钦承师愿，愿归中国为寺檀主”。他和生禅师欲合奏一曲宏大的乐章，乃构千善灵塔二十五层，但是刚建了七级，“缘差中止”，就画上了休止符。即使仅有七层，此塔“远望则迢亭巍峨，仰参天汉……自佛法光兴，未有斯壮也”。生禅师功德无量矣。
     生禅师的大弟子沙门统、艳二法师，谱写了嵩阳寺的第二乐章。他们发誓“觉华散藻，戒香氛馥”，“与诸同志以师遗功成兹洪业”，并又建了两座七级塔，以“仰副师愿”，将嵩阳寺也兴修得“塔殿宫堂，星罗棋布……前后楼榭，墙廊重复，蜿蜒逶迤，规而有楷，矩而有则”。他们所弹奏的这曲乐章，吸引了很多硕学名贤，“踵武相望，引房清诵，列馆法言，洪钟一扣，应真四集”，和今天少林寺熙熙攘攘的人流相仿佛，但是这些硕学名贤的要比今天来游少林寺的游客信仰要坚定，佛心更虔诚。
     嵩阳寺的第三乐章是由伦、艳二法师的高足大沙门统遵法师谱就的。“率诸邑义，缮立天宫……兼造白玉像一龛……妙匠精巧，三十二满，八十好圆。”戒珠皎洁、仁智明敏的统遵法师使嵩阳寺“色掩耀灵，光晖夜免”，谱写的乐曲更加高亢宏亮。
     宝塔、殿堂、楼榭、天宫、白玉像，这一串串佛教乐符使得嵩阳寺这一乐章无比恢弘而又气势非凡，这些乐谱都保存在《中岳嵩阳寺碑铭序》中。可惜的是，这一乐章太过短暂，成就了其它四大寺的声名。
                          二
     道教的乐章是嵩阳书院三大乐章中是篇幅最长的。
     隋炀帝大业年间，嵩阳寺改为嵩阳观，叶封《嵩山志》则认为唐代才改为嵩阳观，时间相差无几。嵩阳观曾先后改名奉天宫、天封观、嵩阳宫等。
     道教的乐章甫开始谱写，唐高宗和武则天即前来欣赏。为了封禅中岳，他们“调露明年，以嵩阳观为奉天宫”，这有唐王适潘师正和著名诗人储光羲的《游嵩阳观》诗为证，叶封《嵩山志》还储光羲诗后题注“即天皇故宫”。唐高宗因为吐蕃、突厥的叛乱和健康的原因，做好了充足的封禅中岳的准备，但都无果而终。696年，武则天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才完成了他们夫妻的心愿。但他们夫妻建造奉天宫封禅中岳的音符是不和谐的，一个是为了大唐，一个则是为了大周。唐高宗在奉天宫建襄荷亭，并在亭中侍宴从臣。张说的《侍宴襄荷亭应制》：“回銮青岳观，帐殿紫烟峰。仙路迎三鸟，云衢驻两龙。园林看故塔，坛单（左有土）识馀封。山外传箫管，还如天上逢。”这个音符则是道家这第一乐章中最能打动人的。至于嗣圣年间，著名道士韦善俊“诣嵩阳观道士黄元赜参佩道法”，后乘黑犬所化的龙升天而去，则是这乐章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道士孙太冲谱写了嵩阳观的第二乐章。有真人方士向唐玄宗进表章曰：“臣闻昔者太初之先也，尝有受命握符。一君千岁，后代圣人。顺其外为封禅，修其中为导养。故玉检有不死之名，金丹为长生之要……玉检之文已备，金丹之验未彰。天将授之，其在今矣。”唐玄宗接受了这些建议，于是考灵迹，求福庭，“以为嵩阳观者，神岳之宅真，仙都之标胜。直中天晷景之正，记烈祖巡游之所。抱汝含颍，风交雨会”，遂命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亲承密诏，对授真诀”。孙太冲在嵩阳观为唐玄宗炼丹六转，并移药缑山升仙太子庙，炼丹九转，将金丹献于唐玄宗。龙颜大悦，群臣称贺，宰相李林甫遂写下《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为唐玄宗歌功颂德。孙太冲谱写的这一乐章影响深远，除立在嵩阳书院的大唐碑外，白居易还为这一乐章和诗一首《嵩阳观夜奏霓裳 》：“开元遗曲自凄凉，况近秋天调是商。爱者谁人唯白尹，奏时何处在嵩阳。迥临山月声弥怨，散入松风韵更长。子晋少姨闻定怪，人间亦便有霓裳。”正是这连王子晋和少姨听后都很惊讶的“散入松风韵更长”的优美乐曲，吸引了韩愈、储光羲等前来欣赏这道教乐章。元和四年三月，韩愈、卢仝、李渤与道士韦濛、僧荣等来游嵩阳观，并与道士赵玄相遇。韩愈为此题名于天封观石柱。到了宋代，欧阳修还为韩愈的这一《天封观题名》作跋。
     嵩阳观的第三乐章是由宋金元明四朝的文人学士们谱写的。宋代时，欧阳修、梅尧臣都曾来天封观一游、张琬、刘几等还曾会饮天封观和真庵，从嵩阳宫石柱题名和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文彦博、苏辙、祖无择等近百名士都曾前来游历天封观。金代，虽有元好问、高仲振、王汝梅、杜时升等一批学者讲学于嵩阳宫，但终因世事纷乱而每况愈下。元至元年间，马居仁延请栖云真人住持嵩阳宫。有明一代，文人学士仍常来游览嵩阳宫，到了明代，王尚炯（左为绞丝）、区大相、李化龙、袁宏道、徐霞客、唐顺之、黄克晦、沈文华、陈凤梧、张思静等人都写下了不少关于嵩阳宫及将军柏的诗句或游记。
     或许是嵩阳观的道教乐章不够悠扬，或许是崇福宫、中岳庙的声名掩盖了嵩阳观，嵩阳观、奉天宫、天封观、嵩阳宫几经努力都只是“青天时有鹤群呼”，终究没能吹奏出黄钟大吕，以致连其这一道场最终也成了儒家的书院。
                        三
      儒家的乐章是嵩阳书院乐章中最为曼妙动听的。
      五代后唐清泰年间，进士庞式在嵩阳观聚徒讲学，儒家乐章的前奏曲就此奏响。接着，南唐著名学者舒元、道士杨讷、著名隐士郑遨也加入了讲学的乐团，郑遨的《拟峰诗三十六章》，为嵩阳书院儒家的前奏曲增色不少。
      儒家乐章的开场曲是由周世宗弹奏的。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年），隐居于此的学者奏请周世宗于此设立太乙书院，周世宗遂改嵩阳观为太乙书院，并建藏书楼和斋房等。自此，儒家乐章正式开始演奏，其皇家音乐的气息也逐渐浓厚。
     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匡义向太乙书院颁赐九经书疏，至道三年（997年）五月，河南尹上书朝廷言甘露降于书院讲堂，宋太宗即将太乙书院更名为太室书院，并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太室书院自此大大显扬于天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宋真宗赵恒又赐太室书院九经及史书，并设置学官，书院还将御赐九经刻版印售。景祐二年（1035年）五月十五日，宋仁宗赵祯敕令西京重修太室书院，诏以嵩阳书院为额，始改名为嵩阳书院，县令王曾奏置院长管理书院事务，朝廷还赐田一顷，以供师生膳食之需。宝元元年（1038年），宋仁宗又赐给嵩阳书院学田10顷。宋代嵩阳书院盛时，师生多至数百人。至此，嵩阳书院在赵宋朝廷的支持下，开始将宫商角徵忆羽五个音调演奏得悦耳动听、铿锵有力。
     嵩阳书院第一乐章之所以气势磅礴，是因为乐团的琴师都是由宋代著名的大儒，如范仲淹、司马光、二程、韩维、吕诲、范纯仁等担当的，当然还有一位著名的道士种放。高手就是高手，司马光提举崇福宫在嵩阳书院讲学时，曾在此写作《资治通鉴》，而其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崇福宫和嵩阳书院写成的，使得这一乐章有了第一次高潮。这些琴师中最知名的当然是二程兄弟，嵩阳书院今天的知名度，和他们在嵩阳书院的讲学活动是分不开的。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程的父亲程向（前有王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二程随至任所。当时书院受崇福宫官员主管，二程兄弟即开始讲学嵩阳书院。后来二程亦曾管勾崇福宫，并在嵩阳书院讲学，哲宗元佑七年（1092年），程颐即管勾崇福宫。二程在嵩阳书院不仅仅是讲学，而是创建了洛学体系，并以嵩阳书院为洛学的传播中心。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并称为程门四大弟子。谢良佐创立了上蔡学派，是心学的奠基人和湖湘学派的鼻祖，杨时回到南方后创建了东林书院，一生“倡道东南”，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和“程学正宗”，杨时的四传弟子朱熹又创建或兴复了一大批书院，如考亭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等，成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所有这些，成就了嵩阳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和理学策源地及其传播中心的崇高地位，使得这一乐章如同遏云裂帛，动人心旌，令人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感。
     嵩阳书院的第二乐章是由明代登封知县侯泰演奏的。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知县侯泰废除嵩阳宫，重建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嘉靖八年（1529年），学道王尚絅为嵩阳书院复兴题名留念。当时，嵩阳书院文风大振，诸生皆努力学习经史、六艺，明末嵩阳书院学生焦子春、崔应科、刘景曜、常克念等中进士后，分别任太仆寺少卿、湖广兵备副使、都堂和平阳府推官等。而同样出自嵩阳书院的学生傅景星和王铎还曾官至工部右侍郎和礼部尚书。这些学生或文或武，或诗或书，使得这一乐章声情并茂，让人为之心神一爽。
     嵩阳书院的第三乐章则是在清康熙和雍正年间开幕的，谱写这一辉煌乐章的主要是耿介。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复建嵩阳书院，在明代书院故基东南，重建了学堂三楹，还修建了庖（厨房）、湢（浴室）和大门，修筑了五十丈长的墙垣，并把幸存的两棵古将军柏围于院内。不久，叶封调任京职，康熙十六年(1677年)后，登封籍进士、名儒耿介无意官场，遂回故里继叶封未就之事，重修嵩阳书院，先后复建了先贤祠、三贤祠、丽泽堂、观善堂、辅仁居，并在叠石溪上建造了川上亭、天光云影亭、观澜亭等。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耿介在七星泉畔又建了仁智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王日藻捐俸银建藏书楼，学道林尧英捐俸银建讲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窦克勤在叠石溪上建君子亭。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河南巡抚阎兴邦捐俸银建道统祠，登封知县张埙建博约斋、敬义斋，后来登封知县王又旦建三益斋、四勿斋。嵩阳书院经不断增建修补而面貌一新，规模逐渐扩大，布局日趋严整。耿介又将田产800亩捐给书院，在他的带动下，省学道吴子云、林尧英，河南知府汪楫以及历任登封知县都不断购捐学田，史载康熙、雍正年间，嵩阳书院共接受捐赠田地达1570亩，其地租用来作为祭祀和办学经费。经过耿介的倡导和努力，嵩阳书院这一乐章的乐谱相当完整。
     耿介主持嵩阳书院教学三十余年，嵩阳书院至此又得以复兴，因而被称为“嵩阳先生”。更重要的是，耿介为了使儒家乐章的旋律更加优美，他还聘请理学名臣汤斌及中州名儒窦克勤、李来章、冉觐祖、张沐、焦贲亨等来嵩阳书院授学。受此乐章的感染，四方慕名来嵩阳书院求学的络绎不绝。进士景日昣、乔昆、傅树崇，举人傅而师、郭英、赵俊、王又弼、谢昌（前有金字旁）、刘甡、傅荣绵、郜煜、焦如蘅等皆出自嵩阳书院。康熙辛卯年（1711年），河南省在开封选拔举人，按录取名额，一县不足1人，而嵩阳书院就中了5人，得到了上司的嘉奖。有些即使没有考中举人，但也因其官声和学问罪而青史留名，如焦贲亨、傅而保等。耿介的《敬恕堂文集》、《嵩阳书院志》、《中州道学编》，景日珍的《说嵩》、《嵩崖尊生》、《嵩岳庙史》，傅而师的《枕烟庭诗集》、《豫省通志》，傅树崇的《嵩樵文集》等使得这一乐章同样激情飞扬，让人精神大振，并回味无穷。
     嵩阳书院儒家乐章的尾声是由耿介的弟子梁家惠、谢昌、傅树崇及其后学傅碧莱、傅钟与（前有王字旁）演奏的，只是时运不济，嵩阳书院的进一步官学化，使得这一曲音乐有些苍白无力。嘉庆、道光年间，傅钟与（前有王字旁）曾主讲嵩阳书院二十年，光绪年间主讲嵩阳书院的席书锦，曾花费五年时间遍游嵩山，终于1894年编著了一部《嵩岳游记》，才使得这一乐章稍有起色，而不致戛然而止，令人黯然神伤。
     嵩阳书院历经佛寺、道观、书院之变迁，佛、道、儒三家你方唱罢我登场，道家更是与儒家在此互相长啸争锋，它们演绎的佛、道、儒三大乐章如今都已成为绝唱，但这些雅乐都还鼓荡着人们的耳房，使我们陶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之中。
     每当漫步书院旁时，观望掩映于翠柏和竹林之中的嵩阳书院时，我总想，有些雅乐虽然古朴但确实不该遗忘，而现在一些浮躁喧嚣的听觉污染则应该尽量让传统文化给稀释得彻底干净。

心情寂寞

二程和嵩阳书院
一
提起嵩阳书院，人们一定会想到二程。有人说过，一个地方文化的高度，就是这个地区文化名人的知名度。嵩阳书院之于二程，用相映生辉来比喻，真是恰如其分。程颢和程颐兄弟，对嵩阳书院功莫大焉，他们从学术上奠定了嵩阳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地位，他们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使得嵩洛地区成为了理学名区。
程颢、程颐以及他们的父亲程珦曾分别任西京嵩山大崇福宫的提举。二程兄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也正因为此，他们父子三人与崇福宫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从人生角度看，这缘份有点青涩，但却成就了二程在学术上的地位。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洛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这些都足以使二程扬名立万，流芳百世。
程珦提举崇福宫是1069年，二程随父至任所，当时程颢37岁，程颐36岁，都已步入了中年，思想也都渐趋成熟。嵩阳书院和崇福宫相隔不远，他们于是就讲学于嵩阳书院，并在这里潜心研究学问，使得嵩阳书院成为了理学的策源地和重要传播中心。《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历史赋予了二程和嵩阳书院结缘的机会，二程有幸，嵩阳书院有幸。
二
二程和嵩阳书院的关系由两个典故可以印证，“吾道南矣”、“程门立雪”，这在理学史上都是影响深远的。
在十五六岁时，程颢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程颢因与当政的王安石政见不合，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反对新法，但又不赞成司马光等旧党官僚东山再起后对王安石集团贬逐无遗的政策。因不受重用，仕途不顺，于是就潜心学问。《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二程吸收禅宗和华严宗的思想，并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他们针对原始儒学缺乏理论体系，缺乏思辨性，创造性地提出“理本论”。他们把世界万物统一于“理”。他们认为，“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万物皆有理”；“理”是万事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他们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等一系列问题上作了论述，并对儒家经典《大学》等著作用义理方法进行新的解释，为原始儒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时，并非死搬教条，而是注意体验与自得。这一点从他的《秋日偶成》诗就可以看出：“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指明道理通著天地之间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思想渗透在风云变幻之中。只要能够富贵而不骄奢淫逸，贫而能保持快乐，这样的男子汉就是英雄豪杰了。
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时，天下学子闻风而来，游酢、杨时就是其中的代表。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他们问学于二程，甚受器重，名列“程门四大弟子”。杨时从学于程颢三年，获授天人之学和天道性理之传。由于他资禀极高，深得程颢喜欢，程颢“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在杨时学成归乡时，程颢目送他说：“吾道南矣。”
杨时颇得程颢“工夫论”真传，继承程颢传授“体验与自得”工夫，开创了“体验未发”即“观中”的工夫，就是透过修养自得的方法，务求证悟天道心性为一，并以之传授后学，罗豫章还把这种工夫发挥为“静中观理”。
杨时南归后，创建了东林书院，这才有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传统和气节。后来杨时及其弟子主要在福建武夷山传播理学，使得福建成为了“道南理窟”。宋宝佑六年，福州建道南书院，奉祀杨时。明代成化二年，以罗豫章、李延平、朱考亭并祀之。正德九年，重修道南书院，崇祀延平、豫章、龟山、明道及晦庵五先生，并刻五先生行述语录，载《道南录》中。《道南录》以为朱熹学于李侗，李侗学于罗从彦，罗从彦学于杨时，杨时学于程灏。“是时所传以授从彦者，即濂洛诸儒所以继孔孟之统者也。”朱熹有一副对联称赞杨时、游酢对理学南传的贡献：“道南首豸山（游酢字号），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
杨时载道而南被后世推为“道南第一人”、“南渡洛学大宗”、“闽学鼻祖”、“程氏正宗”，实现了理学南传，完成了由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的过渡。“吾道南矣”饱含着程颢的寄托和期盼，也肇示着随着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学术的重心也必然南移。经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等学者“倡道东南”，使洛学在闽地开始扎下了根，儒学的学术重心也因此逐渐移至南方。至于湖湘学派和福建道南学派相争“道南正脉”，则是后话。
“吾道南矣”，程颢“明道”矣，嵩阳书院理学策源地的地位奠定矣。
三
在理学史上，可与“吾道南矣”相颉颃的典故就是“程门立雪”。“程门立雪”还作为一个成语，原指学生恭敬受教，现比喻尊敬师长，比喻求学心切和对有学问长者的尊敬。
程颢去世后，杨时又一次北上求学，元祐八年五月，杨时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嵩阳书院学习。那时，杨时已40多岁，而且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他不仅学习勤勉，而且非常尊敬老师。有一次，他与游酢去拜见程颐，见程颐正在厅堂上打瞌睡，不忍惊动，便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空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待程颐醒来，门外的积雪已经下得很厚很厚了，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成语“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杨时这种好学精神和尊师重道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朔风凛冽，瑞雪霏霏。游酢和杨时恭恭敬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他们的态度是何等虔诚啊。古时，老师坐在那里教书，学生一旁侍立学习，而现在则刚好相反，学生坐在那里，老师则要站着授课。因此有人对程颐让学生立在雪地里很不以为然，实际上这关涉理学的学风。有关“程门立雪”的最早史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二程语录·侯子雅言》：“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侯子雅言》的作者侯仲良，是程颐的内弟。一个是《宋史》中的《杨时传》：杨时和游酢“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二程他们吸收禅宗的精神，提倡要静坐，甚至要求他们的学生“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把瞑目静坐当成一种克己自省、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
程颢和程颐虽同为兄弟，但其性情则有较大差别。程颢讲学，学生有如坐春风之感，而程颐讲学，则要严肃得多。程颐在任崇政殿讲书时，总是正襟危坐，就连小皇帝折了一根柳条，他都加以训导，使得其他大臣以此为借口上奏章弹劾他。
了解了这些，我们对立雪程门的杨时和游酢崇敬有加，对程颐的治学态度也肃然起敬。师道尊严可能太过传统，可现在师生关系的倒置，却实在让我们不敢恭维，现在的学生打不得，骂不得，摸不得，高声训斥不得，在家是小皇帝，在校是太上皇，长此以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知是否能够良好地传承下去。
元代谢应芳有一首诗：“卓彼文靖（杨时的谥号）公，早立程门雪；载道归东南，统绪赖不绝。”这首诗点明了“程门立雪”的含义。程门立雪，自古以来皆为人们颂扬，有的刻成木雕，有的绘成壁画，以启迪后人。山西榆次常家大院有“程门立雪”的木雕，河南伊川二程墓园也有程门立雪的壁画，原来登封市的市雕基座上也有二程讲学的场面，这些都是对“程门立雪”含义最好的诠释，使来来往往的游人又添了几分惊奇，多了几许感慨。
严师出高徒，良师出高徒，程颐与程颢性情不一，教法各异，但他们的弟子却名满天下，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号称程门四大弟子，而关学的创始人张载，也曾在嵩阳书院从学于二程，这些人都为嵩阳书院增了光添了彩。
四
现在，嵩阳书院所处的嵩山地区，都还广泛流传着二程的故事。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丁郎蛋和玉香炉的故事。
相传兄弟两个小时候上学时，哥哥程颢读书很用功，经常受到老师和父母的称赞。而弟弟程颐却常常背着老师和父母到山上和河边玩耍。哥哥程颢一回到家就让父母把自己锁在书房里，自己就又开始读起书来。相比之下，人们都认为弟弟程颐不成器。
有一天，程颐又上山游玩，他发现了一棵檀香树，高约二丈，树杈上垒了一个鸟窝。他爬到树上从鸟窝里掏出了四个方鸟蛋，从树上下来后，仔细端详着这四个方鸟蛋，心想：“哥哥，你书读得不少，可这方鸟蛋，你知道是什么鸟下的？这一回我倒要看你怎样回答？”回到家里，见哥哥仍在书房认真读书，他就对着书房大喊：“哥哥，你看这是什么鸟下的蛋？”边说边把方鸟蛋递给哥哥。
程颢一看，皱了皱眉头说：“小傻瓜，你怎么不把鸟窝带回来？这蛋再金贵有什么用？”程颐说：“带鸟窝干什么？”程颢笑着说：“你就没听说过，‘丁郎呀丁郎，下蛋四方方，灵芝草做窝，垒在檀香树上’，窝与树都是贵重东西，窝还是贵重药材，要这四个鸟蛋有什么用？”程颐羞惭得脸像一块大红布，急忙问：“哥哥，你是怎么知道的？”程颢笑着说：“这些书上都写着呢，老师不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吗？你不听老师的话，所以不知道。”程颐更不好意思啦，低着头说：“哥哥，今后咱俩一块读书吧，我再也不贪玩了。”
有一年除夕，北风吹，雪花飘，天冷极了。初一五更，二程的父亲早早起来祭祀祖宗，可一看，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不见了，这还得了，大年下出了这个岔子。这香炉是南阳玉制作的，是程家的传家宝，他以为是盗贼偷了，就赶紧让大家人一起寻找。当程父找到程颐的书房时，他还在专心致志地读书，连父亲进来都不知道。父亲对他说：“南阳玉香炉被人偷走了，快去寻找，免得一年晦气。”程颐这才慢慢站起来，打了个呵欠说：“没丢，是我拿了！”说着掀起衣服，从怀里掏出了香炉，双手递给父亲。程父拿着被程颐暖得热乎乎的香炉，不悦地说：“你拿这干什么，让人着这么急？”程颐说：“晚上读书太瞌睡，困时，把这揣在怀里冰冰，提提神。”父亲本来一肚子火气，见孩子读书这么用功，便高高兴兴地祭祀祖宗去了。就这样，程颐一连三年没出门，在家苦读圣贤书。后来，兄弟俩都成了大学问家，并且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洛学”。
程颢学习勤奋，程颐学习刻苦，他们的精神和苏秦头悬梁锥刺骨、匡衡凿壁偷光等一样，被人们口口相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正是在二程的教诲和感召下，嵩阳书院明清两朝培养了无数人才。王铎、耿介、景日昣、傅而师等，一个个名满天下，续写了嵩阳书院的辉煌。
在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距登封城最近的就是嵩阳书院，而对登封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也是嵩阳书院。嵩阳书院是登封人乃至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只是现在仅是一个旅游景点，熙熙攘攘的人流，是来观景，还是来寻根，我实在揣摸不透。不过，我倒真的希望是后者。
二程是嵩阳书院的灵魂，他们和嵩阳书院相得益彰，如果嵩阳书院的讲解员在讲解大唐碑和将军柏的故事时，也多讲讲二程求学和讲学的故事，尤其是“吾道南矣”和程门立雪的故事，使之也脍炙人口，让人们烂熟于心，让人们听后对二程肃然起敬，这样也许就能把“根”留住。

心情寂寞

书院树语
     我是因为树，而对嵩阳书院钟情有加的。嵩阳书院的那三棵汉封将军柏激发了历代多少文人的雅兴和诗情啊。
     树这种富有生命的物种，只没有人为的破坏，它的寿命比人可要长得多。多少农民自豪地说过，他们村里的古庙的梁都是荆木梁，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荆条能长成几搂粗的大梁，那该需要多少岁月的积累啊。正如嵩阳书院的将军柏，真的没人知道他们的确切年龄，这倒不是他们为了地位和名利而要刻意隐瞒，而是人们在他们面前太过渺小了。顾名思义，汉封将军柏是汉武帝游嵩山时封赠为“将军”的，雄才大略、富有四海的汉武帝肯定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而唯独站在这三棵柏树前时连连惊叹，以至失态得颠倒了理智，贻人以“大封小来小封大”先入为主将错就错的笑话。
     这三棵柏树对这封号其实是不再意的，三将军被气死，二将军肚气炸，大将军羞愧头低下，只是人们演绎出来的故事。以三将军为例，实际情况是在康熙六年有人为烧土蜂而使其毁于火，遗憾之余，人们封其枯根，垒以石，并名之曰柏堆。你想他们连人们对其年龄的推测都不以为意，“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指为殷周间物”，“赐封来汉代，结种在鸿蒙”，他们都只是付之一笑。历代文人学士写下大量咏赞他们的诗赋，最知名者有耿介的《嵩阳书院双柏赋并序》，李来章的《同观汉柏记》，焦钦宠的《汉柏行》，冉觐祖的《汉封柏》，傅梅的《汉将军柏二首》等等，他们也不以为意。这些诗中，我倒觉得清代李觐光《咏汉将军柏》和明代王尚絅的《咏古柏》最好。王尚絅的《咏古柏 》云：“昔植嵩阳观，今为谢氏庄。托根蟠地窟，老干依天长。籍庇闻嵩少，赐封自汉皇。栽培忘日月，摧折任风霜。材大将何有，心贞偶未伤。天恩还有待，庙主本无常。”是啊，任凭狂风暴雨雷击，他们都岿然不动，这等气度和胸怀，这等自强和坚贞，实在非世人能比。
     但还是有文人想刻意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他们绘图立碑。嵩阳书院碑廊内现嵌有三块图文并茂的汉柏图碑，碑上刻图非常清晰，并附有说明：“嵩之麓有三柏焉，始不可考，汉武帝封禅时，爵为将军。迄今大者围35尺，苍干盘曲，势若游龙，次围25尺，文理细腻，润枯相半，三者围二十尺，枝叶森秀，体貌独全。鼎生山阳，真可观也。愚创为图，令考古者知柏之有寿如此。明崇祯二年岁己已春月，易水郝弘猷识。山人贯从谦写。”三块碑上分别刻有十洲散人南州徐让、太原郭守训、蜀人富顺所题的三首诗。徐让的诗意境较高：“阴森古柏列苍虬，万壑龙光贯斗牛；翠盖影摇全界色，钵昙枝拂碧云浮；鼎立天中经日月，昂藏太室自春秋；将军不谓荣封爵，流得清名播九州。”正是因为并不十分看重那所谓的封爵，将军柏才赢得了“中华第一柏”的称号，胡耀帮总书记参观嵩阳书院时，听到汉武帝封将军柏的故事，又风趣地称二将军为“元帅柏”。而这些是为之立碑者所万万想不到的， 甚而古时有人还在树下立有“汉封将军柏”的石碑，人们所欣赏的仍然是树，对这些立碑者倒不是十分在意。世事无常，“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但名利是争不来的，即使争来也不会永久。将军柏如是说，我深信不疑。

最让将军柏高兴的是，嵩阳书院的师生们白天“每读书日课毕，辄盘桓双柏下，或至忘餐，然心能领略而口不足宣之”，夜晚“每当风来树间，静夜听之，如响环佩，如吹笙竽”。和将军柏同样高兴的是嵩阳书院的紫薇树，紫薇树本来生长在嵩山太极洞口，“不知阅历几千春”，耿介将其移来嵩阳书院，与将军柏作伴。冉觐祖《游嵩阳书院记》中说：“门屏间有树，高逾人肩，围二尺许者，紫薇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想见紫薇树如同农民口中的荆木梁般古老沧桑。“肤润而泽，叶秀而清，素姿娇娇，孤干亭亭”，耿介对紫薇树是珍爱有加，呵护备至，并且每日坐在其下读书涵咏，朝夕烟岚伴书屋，耿介从中获得了无穷乐趣。耿介喜欢紫薇的“所守弥正，所见弥真……天地变化，品物流形。包涵蕴蓄，光大含弘”的真性情，“朝夕与尔把晤，欣同道以为朋”，耿介是幸运的，紫薇也是有幸的，人与树已结成了好友，令人艳羡。
     很可惜，真应了那句古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别名百日红的紫薇树，在耿介之后的民国初年枯萎了，我想九泉之下的耿介是非常伤心的，这使我想起了现在的古树搬家潮，一些官员为了附庸风雅，一些开发商为了吸引业主，不惜成本将一些古树移栽至新建的公园或小区，而这些古树成活率是令人担忧的。耿介的用心是良苦的，并且移栽成活了两百多年，但遗憾的是，如果这棵紫薇能像将军柏那样顽强地成活到现在，并将继续彰显其生命力，那则是嵩阳书院的另一大奇观呢。
     和三将军被火焚毁、紫薇树枯萎一样，令人遗憾还有嵩阳书院的那棵白松。和少林寺三品松、会善寺怪松、白鹤观老松并称嵩山四大奇松的嵩阳书院白松，原位于书院大门内东侧，有两围粗，大约宋元间所植。清末时，嵩阳书院主讲席书锦先生在其《嵩岳游记》中这样描写这棵白松：“皮色白若敷粉，间以青红，每秋风起，鳞甲老矣，脱去乱飞，子落满阶，香而益清。扰扰尘嚣者，少知此况味耳。”单单是这种清香的味道，就已使我迷醉了，我感觉那满阶洒落的松子，也是一串串有声有色的嵩阳书院师生的故事，是文人学士们一首首意味深长的诗歌。
     建筑毁了，可以重修。嵩阳书院曾经为寺院，曾经为道观，但几经变迁后，嵩阳书院独特的中原地方风格的建筑，仍不失古朴，不失书院建筑特征，在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中显得格外别致，虽然体量不大，规格不高，规模不大，但其书院教育建筑的鲜明个性，使其并不逊色。可是，树毁了，就成了千古绝唱，即使又从根部发芽并长成大树，也充其量是其后裔，可称之为二代、三代……再植一棵，那就索然地无味了，文化的气脉就难以接续了。嵩阳书院的紫薇、白松如是说。
     来到嵩阳书院，站在将军柏前，想起三将军，想起紫薇树，想起白松，我就会徒生伤感，毕竟嵩阳书院的人文气息也要靠这些古树的精气神来支撑呀。
     愿我们在培育新绿的同时，切记保护古树。

心情寂寞

天地之中散记
我有一种的深深的天地之中情结，它像一把小锤子，不时叩击着我的心灵，它像一根红绳子，不时把我从外乡的思绪中拉回。
天地之中并不是一夜出现的、成名的，2010年并非天地之中的元年。登封天地之中申遗成功只是为世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天地之中的窗户，天地之中早在《周礼》中就出现过，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出现过，在崔融《贺封禅表》中出现过。天地之中源远流长，这一理念从宇宙观演化成哲学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圣山——嵩山的文化稍作一番了解，您就会深信不疑。
                 一、天心地胆
“天有心，地有胆，天心地胆在告县。”这是登封人最熟悉不过的一句顺口溜。老人们说，天心就是周公测景台，地胆就是立于告成原北寨门外的地胆石。天心地胆是民间形象的说法，而书面语就是天地之中。
天地之中最早的滥觞于周公测景台。西周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周部族是夏部族的的后裔，嵩山是夏部族的祖山和神山，也应是周部族的祖山和神山，于是就想迁都于嵩山脚下，英年早逝的周武王遗言“定天保，依天室”，周公为实现周武王的遗愿，在全国立了五表，以颍川阳城为中表，经过观测，测得阳城夏至之日表影长一尺五寸，刚好处于大地南北的正中心，他认为这里就是天心地胆，并首创了“天下之中”概念，《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于是，周公营建东都，定鼎洛邑。自此，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便刻下了“天地之中”的深深印记。
天地之中，人们最初称为地中、土中。《周礼·大司徒》给出了地中的定义：“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则影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周礼·大司徒》还说：“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这些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天地之中的涵义。
自西周以后，位居天地之中的阳城成了中国天文史上的观测原点，一部部杰出的历法也根据、参照这里的观测数据而制订。落下闳曾为汉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制订《太初历》。僧一行派南宫说在阳城测量日影，后来制订了《大衍历》。郭守敬以阳城为中心观测站，在全国建立27所观测站，编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都记载有关于在阳城观测的数据。
周公测景台仍在，地胆石又得以复原，一台一石，屹立于古阳城，向人们述说着天地之中的诞生和由来。

心情寂寞

二、天中王
五岳神实为五岳的山神，以道家看来，皆为先天自然之神。而五岳神人格化后，就有了帝王所加封的封号，至于《封神榜》中所封五岳神只是小说家言。
中岳神最早的封号是武则天封赐的。公元688年，武则天封嵩山为神岳，加封中岳神为天中王，还为中岳神配了一位夫人，加封为天灵妃。696年，武则天封禅嵩山后，又加封中岳神为天中黄帝，封中岳神夫人为天中黄后。至此，中岳神成为五岳神中最早封王称帝配后的神灵，彰显了嵩山“五岳之尊”的嵩高地位。
自武则天后，中岳神的封号时升时降。唐玄宗于开元十八年和天宝五年两次下诏，封中岳神为天中王。宋真宗大中禅符四年诏加五岳尊号，封中岳神为“中天崇圣帝”。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又加封中岳神为“中天大宁崇圣帝”。明洪武三年，去五岳前代所封帝号，直称岳神，中岳神称为“中岳嵩山之神”。但民俗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后世仍称中岳神为中岳大帝，今天中岳神牌位上仍是“中岳中天大宁崇圣皇帝”，这是朱元璋恐怕没有想到的，如今他已无能为力了。
后世传说，中岳神之所以被封为天中王，是因为他做了玉皇大帝的女婿，这同样是小说家言，不足称道。但是，“天中王”的封号，胜过了“黄帝”及道家所加的一切封号，而为后世所信奉不疑。
中岳神是幸运的，“天中王”的封号足以睥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