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中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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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中阁
天中阁是中岳庙的大门，每次看到它，就会联想起北京的天安门。不错，据有关史料记载，明代重修中岳庙时，是按照皇宫的样式修建的，从前朝后寝、东西跨院我们就可窥见一斑。而天中阁则是天安门的微缩版，只有其三分之一的体量，天中阁大门上的乳钉也仅63颗，但这些就足够了，毕竟为中岳庙赢得了“天中故宫”的美名。
天中阁原名黄中楼，明嘉靖年间，由朱衡倡议重修，由登封知县刘汝登主持重修了这一“名岳之冠宇，而全洛之甲观”。河南巡抚迟凤翔、巡按颜鲸奉命祭祀中岳庙后，认为“嵩高之胜萃于斯，豫土之大萃于斯，不有嘉名何以标美？”于是就请朱衡为之命名并作记。朱衡遂挥毫写就《天中阁记》，在此记中，朱衡驳斥了嵩山“非天之中，乃地之中”的说法，认为“繇圭表所测，道理所均，嵩位在地中，而天中亦在焉”，并进一步发挥说：“故帝王为山岳之主，其治统于中。圣贤发山岳之祥，其道通于中”， 于是即命名此阁为“天中阁”。因为天中阁的存在，中岳庙所在的村落得名天中街，天中阁两侧的街道得名东天门街和西天门街。
曾有很多文人学士登上天中阁，发思古之幽情。杜文焕《天中阁》：“高阁在天中，去天更几许。举首撼天关，欲与天人语。”他想到了“天人”。周鉴《登天中阁》：“高阁凭虚万仞巅，四围山色净娟娟。白云时自封中出，玉镜遥从象外悬。晓日氤氲张彩幕，秋风萧瑟韵冰弦。飘飘为问吹笙侣，月下归来不记年。” 他想到了仙人王子晋。诸如此类，天中阁给了文人们太多的遐思和灵感。
除天中阁这一宏构外，中岳庙内还有很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文物，明代登封知县丁应泰题写的“岳立天中”碑是其代表。中岳庙很碑刻上有很多“中”、“天中”、“天地之中”的字眼，《五岳真形图》碑首的“嵩岳居天地之中，镇周藩而护燕都，为四岳所环拱”，即是突出的反映。
高大宏伟的天中阁，宛如一座丰碑，向世人昭示着天地之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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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中福地
少林寺、竹林寺、洞林寺号称“天中三林”，竹林寺传说上天了，早已没入了历史的云烟，洞林寺荒废太久，少林寺才将其加以重修。只有少林寺傲立天中，自古及今，风光无限，究其原因，是其位居天中福地所致。
少林寺东墙外有一过门，额曰“天中福地”。它本与西边的释氏源流门遥遥相对，而释氏源流门早已不见踪影，不为人知了，天中福地门仍屹立于此，惹人无限遐想。
少林寺山门前东牌坊外侧有副对联：“地在天中，四海名山为第一。心传言外，十方法教是初元。”此联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少林寺正因位居天中和处于中国第一名山嵩山的怀抱，才得以兴盛至今。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少林寺得嵩山之灵气，二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辉。正因为“海内灵岳，莫如嵩山”，所以“山中道场，兹为胜殿。”正因为“颍上灵岳，山间宝殿”，所以少林寺才“秀出梵天，孤标神县”。
于佛，少林寺为大乘胜地，禅宗祖庭。于武，少林寺为武术圣地，武林正宗。天下第一名刹，天下第一祖庭，少林寺名不虚传。正是“正气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会”的因缘，天地之中才成就了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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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中寺
无独有偶，嵩山脚下古代就有一座天中寺。天中寺距会善寺不远，与戒坛寺、封禅寺一样，都是会善寺的组成部分。法王寺曾分为五院，会善寺历史上也分为四院，而天中寺正是不可或缺的一院。
天中寺，并不见诸文献记载，《嵩书》、《说嵩》中的一鳞半爪很难使人了解其大概。它们也只是从两首唐诗中探知天中寺的，一首是武三思的《秋日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一首是苏味道的《和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作》。
据说天中寺要复建啦，作为天地之中的一个文化地标，这是好事。我们殷切期望天中寺恢复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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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古中传
观星台大门前的照壁上嵌有“千古中传”匾额。它不仅点明嵩山地区位居天地之中，而且说明天地之中这一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我们通过嵩阳书院的道统祠即可发然这一事实。
道统祠奉祀帝尧、大禹、周公三人，他们被后世儒家奉为道统圣人。“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厥中”被儒家奉为千古心传之秘，儒家正是“上接尧舜精一之统，执中以运天下”的。“孰谓中之道非天下之庸道，中庸之德非天下之至德也哉？况乎前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开其统，继有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大其传，后有周、程、张、朱以缵其绪，而斯道何尝一日泯于人心乎……阳城居天下之中，将必有继我逸庵先生后以求得。”此段话一定意义上说印证了“千古中传”。
除精神文化层面外，“中”也浸润着中原老百姓的心田。不说“好不好、行不行”，而说“中不中”，一个“中”字将中原人民的豪爽直率性格显露无遗。中原人民就认得这一“中”字，给人指路，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往东走，向西转，朝南拐，而不说向左转，向右拐。天地之中的理念不可谓不深入人心。
“中”是一种文化传统，有着丰厚的底蕴，毋需细说。“天地之中”是一个世人尽知的文化符号，当我们回味这些时，不禁怦然心动，因为它能让我们热血沸腾，以生长于天地之中而自豪，它也能让我们心灵宁静，以中道、中和之理来参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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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札记

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作为平常人，一生难以做出惊天动地、壮怀激烈的大事，但可能会经历一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事情。我的名字展开来讲就是“平常稀松的朽木”，这绝非自谦之辞，因为在历史老人面前，自我与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一个可能仅仅看到了一点点社会表象的过客。
2002年至2004年，我相继被抽调到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拆迁建设指挥部和登封市嵩山少林寺整修工程指挥部工作，一些上级领导把工作目标定位为打造国际一流景区和国际名寺，工作遇到阻力时，指挥部领导曾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县级水平的人在干着国际级水平的活儿！”当时我就想，如果是这样，我也算是参与过“国际级”了，也算不虚此生了。然而，没有想到三年后，我还真的参与了一次“国际竞赛”，2007年7月至8月，我和登封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登封市市志办主任吕宏军一起被郑州市申遗办抽调到郑州嵩山饭店，参与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编写工作，稚嫩的肩膀承受了一次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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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回来”接受任务
大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立国始祖，登封作为全国大禹神话、传说及遗址数量最多和最集中的县市申报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是不二选择。从2004年开始，我就为申报中国大禹文化之乡呼吁奔波，2006年9月，市委市政府正式下文立项，申报工作得以顺利启动。于是，我带领办公室同志下乡踏勘大禹文化遗迹，搜集了大量传说和图片资料。完成了《中国登封大禹文化之乡概览》之后，我决计参加四川省北川县纪念禹生北川4354年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一则学习他们坚持了近二十年的大禹文化研究经验，二则考察“禹生北川”的传说和遗迹，比较两地的差异和优势。
2007年7月19日晚从洛阳乘火车到绵阳，20日傍晚北川县接待办的同志接站后下榻在北川大酒店。21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的一项日程就是中国民协秘书长向云驹先生为北川县授牌“中国大禹文化之乡”，当时我五味杂陈，为北川荣获中国大禹文化之乡而高兴，又为已耗费三年心血还没等来中国民协专家组到登封考察验收而遗憾。会议期间，参加了六月六羌族祭禹仪式，参观了石纽山、禹穴沟，欣赏了“石纽”、“禹穴”等摩崖石刻，聆听了各位大禹文化专家的真知灼见，心里即筹划着回到登封后要加倍努力，使中国大禹文化之乡的桂冠也早日花落登封。22日下午，接到了市志办主任吕宏军的电话，要我马上赶回来，24日要和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三人一起到郑州参加申遗文本的编写工作，并且还特意说明，是吴市长亲自点的将。本来还想顺便自费逛逛成都，拜谒一下河南老乡诸葛亮、杜甫、岑参，或“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但时间紧急，和会议主办方一联系，根本订不到两日内绵阳或成都至郑州的火车票，怎么办？坐飞机回去，一嫌浪费，二是不知能否报销。但又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思来想去，还得坐飞机，于是预订了23日的机票。坐车从江油、绵阳、成都穿城而过，但不能一观，甚为遗憾。坐在飞机上，想到这将是继2002年后第二次和申遗工作亲密接触，能为嵩山申遗尽绵薄之力，这也是自己长久的愿望。畅想申遗成功后的愿景，也就无心观赏舷窗外的蓝天白云。一个小时，还没愣过神，就从成都飞到了郑州。下飞机后还在忐忑，自己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吗？再者，这次奢侈之旅的机票能顺利报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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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可以换别处
2007年7月25日，我们三人按时坐在了郑州嵩山饭店的会议室。环顾会场，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原省文物局局长杨焕成、原省古建所所长张家泰等文物、建筑界的泰斗令人肃然起敬。会议主持人介绍后，方知在座的还有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畅，原郑州日报记者、少林文化专家徐长青，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张斌远，省古建所所长杜启明，留英博士、郑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周平以及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副局长任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华、原郑州市文物处处长于晓兴、原郑州商城博物馆馆长冯百逸等各位大家。
这是一次嵩山申遗的座谈会，也是文本编制的动员会。会议一开始，齐岸青局长就直奔主题，强调文本编制是申遗的基础，是现在郑州市的头等大事，并且给文本编制规定了最后期限，8月15日文本定稿，9月15日英文本定稿，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时，我才真切体会到领导讲话时为什么动辄提到“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接着，齐局长就谈到了申遗文本编制的诸多困难：一是列入提名范围的各嵩山古建筑基础资料非常缺乏，二是如何把握嵩山古建筑群和嵩山的关系，嵩山古建筑群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三是嵩山古建筑群的文化价值怎样提炼和概括？怎样和泰山加以区别？四是地方法规还没有制订。五是翻译问题。听了之后，感觉这些问题确实切中要害，仅翻译来说，据说中国作家获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翻译问题，导致西方不能准确理解中国文学作品。
齐局长话锋一转，谈到了前几天他和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同志一起向国家文物局司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汇报嵩山古建筑群申遗时的情景。他说，当时郭旃就明确提出：“嵩山古建筑群申遗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换别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有35处吗！”王文超书记当时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嵩山古建筑群非上不可！”国家文物局正在确定2009年中国的申遗项目，王书记的这番表态无疑等于立下了军令状。记得齐局长当时还说文本编制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质量一定要超过五台山，不能因为任务重时间紧而放松对文本编制、印刷质量的要求，不能把困难甩给市委市政府，从现在开始就要考虑文本编制的每一个细节，现在就要着手考虑版式设计、印刷质量、图片质量。时至今日，郭旃先生的那句“有困难，可以换别处”还音犹在耳，那不是要赶鸭子下架，那是一记重锤，是在锤炼郑州人民的意志和决心，锤炼郑州人民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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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灵魂
座谈会上，每人发了一份材料，即郭旃先生对文本初稿的修改建议，即我们现在常提的“郭九条”。其中有一条建议，将“嵩山古建筑群”改为“嵩山历史建筑群”，大家举双手赞成，没有异议。而第二条“是否考虑将神山作为嵩山古建筑群的灵魂，并以此为主线来描述”，在讨论这一条时，各位专家也很快达成共识：从国际接轨的角度出发，应将“神山”改为“圣山”。因为从英文翻译角度看，二者相同，但从汉语角度看，“神山”远没有“圣山”的内涵宽广。
而在表述“圣山”内涵时，各位专家群情激昂。嵩山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嵩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浓缩和精华，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也是近几年嵩山文化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杜启明提出，嵩山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是农业文明时期的神主，嵩山是历代的官祭对象，可以说是中华政治文明的摇篮。吕宏军代表登封作了主题发言，从地质角度说嵩山是万山之祖，《山海经》上也有“太室、少室皆冢也”的记载；“王祀于天室”，周武王祭祀嵩山是开创了中国的封禅制度；“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中间，故以嵩高为中岳”，武则天又封嵩山为神岳；嵩山又是黄帝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发源地。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嵩山的定位问题得出了共识：“嵩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山。”这就彻底解决了嵩山古建筑群申遗文本编制以建筑风格为主题还是以嵩山文化为主题的问题，解决了价值极高、影响极大的古建筑何以如此集中分布在嵩山脚下的问题。
建筑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载体，每个时代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嵩山地区的古建筑，有汉三阙，有北魏的嵩岳寺塔，有北宋的初祖庵，有元代的会善寺大殿，有明代的立雪亭，有清代的中岳庙大殿，有民国的太室阙保护房，少林寺塔林更是自唐至清，时代跨度之长，绵延而不断代，这在全国是罕见的。佛教在嵩山落迹,道教在嵩山发端,儒教在嵩山光大,正是博大精深的嵩山文化熔铸了嵩山地区古建筑的创造力、生命力和凝聚力，“圣山”就是嵩山古建筑群的灵魂。找到了灵魂，申遗文本编制也就有了纲，有了主线。
因为这次座谈，嵩山是中华民族的“圣山”这一论断遂深入人心。现在，登封市的领导干部手机只要一响，首先飘出的就是悠扬的彩铃声：“华夏圣山，文明之源。”郭老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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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取舍
经常看舍得酒的电视广告，但真正需要取舍时，绝非举杯一饮而尽那样痛快。进退维谷时，抉择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据宫嵩涛局长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曾要求嵩山申遗，但因种种原因嵩山痛失申报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良机，没能和泰山搭同班车而成为世界遗产，看到仅47页的《武当山古建筑群》申遗文本时，看到宫局长初编的343页《嵩山（郑州）古建筑群》申遗文本，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2002年10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亨利、郭旃到登封参观考察，认定观星台、嵩岳寺塔、少林寺塔林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于是，登封市成立了申遗指挥部，吕宏军、宫嵩涛我们三人就被抽调到指挥部工作，还到安阳考察了殷墟的申遗工作。后来，为了服从殷墟申遗大局，嵩山申遗仅完成了文本编制和立法保护工作。殷墟申遗成功后，嵩山申遗又被提上议事日程，郑州市文化局正式着手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将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嵩岳寺塔、净藏禅师塔、观星台、初祖庵、少林寺塔林、会善寺、嵩阳书院、中岳庙、少林寺等十二项古建筑列入申报范围。此前，每次给宫嵩涛局长打电话，总是那么一句：“老弟，我在郑州，有事回去再说！”看到摆在面前的《嵩山（郑州）古建筑群》申遗文本，才知他一直在参与编写文本。
座谈会上，在嵩山的圣山概念确立并得到认可后，齐局长依然面无表情，反复强调说：“取舍可能痛苦，但今天必须做出判断。” 任局长也说：“这次座谈会有两个主题，一是申遗范围，一是其价值。”大家主要围绕少林寺常住院、净藏禅师塔、中岳庙各抒己见，场面火爆，甚而意见相左。另外还有专家提出了嵩山应申报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及将法王寺也列入申报范围的问题。齐局长首先说，中岳庙环境整治时拆迁范围怎样确定，如果下不了决心，干脆不列算了。杨焕成先生则建议要冷静考虑，能多一处就多一处，但不能让其成为包袱，他主张净藏禅师塔要忍痛割爱，但少林寺去不得，不然初祖庵、塔林就没有了依托。而张家泰先生认为从价值上说，会善寺可以不提，但净藏禅师塔去不得，少林寺名气太大，但现状和价值存在尖锐矛盾，是否去掉要慎重考虑。徐长青先生认为少林寺不列入确实遗憾，总感觉少点东西。张斌远、杜启明、于晓兴先生都认为，禅宗祖庭和国际影响是少林寺最大的优势，不能因为整治难度大而放弃，这也是对少林寺加强保护的一条重要管道。但不列入中国最早的寺院法王寺，就不能说明嵩山中国佛教发源地的地位，这一点应该再考虑一下。最后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中岳庙是嵩山神祠，是圣山概念的重要支撑，一定要列入；禅宗祖庭少林寺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和极高的历史地位，去不得；而净藏禅师塔因环境整治难度太大，可不予考虑。对不起了，净藏禅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就为嵩山历史建筑群做出牺牲吧。不过您四大皆空，古井无波，世事在您眼里皆是无上菩提，一定会理解这样的选择。
一锤定音，看似颇有把握，实则五味杂陈，看似功德圆满，实有遗珠之憾，今后的工作可能因为今天的选择而付出加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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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震撼
虽然致力于嵩山研究多年，但只缘身在嵩山中，占有材料和研究成果，视野和境界因成正比而根本没有什么成就。座谈会上，张家泰老师的一席发言，像一枚威力巨大的震撼弹使我这只井底之蛙眼界大开。
张家泰老师提及嵩山古建筑群的重要价值时，讲到解放战争时，中共中央为了保护僵建筑文物免遭战火破坏，在北京解放前夕，派代表秘密到清华大学请我国著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供全国建筑文物资料，供人民解放军在进军作战时使用，梁思成先生当时开列了一份清单，后来印行时定名为《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这份清单中，河南最多，有69处，陕西44处，四川59处，北京33 处。让人感到震憾的是登封就有23处，占了河南的三分之一。为表示文物建筑的重要程度，梁先生在较重要的文物前加圈，圈的数量愈多表示愈重要，最多加到三个圈。这次列入嵩山古建筑群申遗范围的，汉三阙、嵩岳寺塔、净藏禅师塔、初祖庵大殿、观星台及周公测景台就分别被加了三个圈。嵩山古建筑群的价值可见一斑。
在这个结论面前，我失语了，会议结束了，我还在久久的沉思。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厚的遗产，这么价值极高的遗产，怎样传承，怎样保护，怎样宣传，申遗应该是一条 “终南捷径”。此次郑州之行的目的明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可想而知。要勇于接受挑战，不能做吃干饭的人，我心里默默说。